能让李诵恨恨的报告的，确实不是好消息。已经接管粮秣统计司的吕元膺的报告显示，在平康坊地某个华丽的风月所在，有某位亲王和几位大家族的二三号乃至不入流人物进行了秘密会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会晤可以理解为二世祖之间的狂欢，但是吕元膺称，这次会晤和前年的苟胜案之间依稀有着蛛丝马迹可寻。至于这次会晤的目的，吕元膺用了两个字概括：

“夺嫡。”

这种事情在大唐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著名的有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稍次一点的是玄宗对自己堂兄弟还有自己儿子干的血案。。不动刀兵的也有，比如李承乾还有让皇帝。就是李诵自己，也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威胁，结果是最后把威胁他的舒王李谊变成了不会威胁人的死人。有了前车之鉴，李诵自然大力巩固太子李纯的地位，想不到还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不开眼的还是不开眼。本来以李诵的实力和李纯的根基，一个巴掌就可以把存了夺嫡之心的其他亲王的心思扑灭，可是这次这事情确实扎手，李诵认为这个便宜逆子很有眼光，起码他知道该怎么借势。

太子李纯多次立下大功，他的地位现在看来不可撼动，可是并不代表无法撼动。。眼下在某些人之间就开始进行了运作。其实太子能不能站得住，不是看太子的功劳有多大，而是看太子的支持者有多少。不然，就算是太子上位，也会被撵下去。这个阴谋的操纵者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从李诵给商业松绑开始，到开展海贸，开垦荒地安置流民，鼓励农业，裁减军队，裁汰冗官，兴办武学，改革科举，增加明算等科目的分量，削平藩镇，李诵的新政刚下去时，除了安置流民和裁汰冗官，大都不显山不露水，可是却在数年之后，显现了巨大的威力，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当这些世家沉浸在权势利益的喜悦之中的时候，猛然间发现，自己有了被新的集团取而代之的危险。一旦这种危险露到了明面上，生死角逐即将开始。而对于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和得益于新政的新兴力量来说，这场生死角逐的关键就在于上面有没有人，换言之，就是掌握国家机器的君主，是倾向于新政的，还是倾向于保守的。

如今随着新政的深入，新旧两党已经逐渐形成，对于太子来说，眼下最重要的是保持皇帝信任的同时，获得外界有力的支持以自固。商山四皓的故事对历代太子都是良训。。这个时代的商山四皓，是根深叶茂的旧派世家大族，还是在新政推行中获得利益的新兴的世家以及商贾呢?而无论新派还是旧派，也都希望能有一个能维护自己利益的天子，如果继任的国君偏向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而言都肯定是一个大灾难。换言之，如果储君亲近一方，那就注定要失去另外一方的支持。这另一方的支持，很可能就是决定未来国君的外力因素。

新旧的矛盾在历史上早在八年前就爆发了，那时候被旧派支持上台的李纯将激进改革的王叔文一党全部贬斥，并下了“遇赦不赦”的狠毒诏书。李诵放缓了改革的步伐，甚至将原先东宫集团的骨干逐次外放，保持了朝廷内部的一致，同时采取利益均沾的渐进式的改革，这才取得了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辉煌胜利。。可是再是渐进式的改革也会有矛盾爆发的一天。事实上李诵很清楚，如果不是一开始自己果决出手解决了宦官集团，只怕有得力支持的旧派早就发难了，绝不会坐等在新政中获利的集团坐大到今天。

在朝廷的新政中获利的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小世家和新世家，还有一个就是农民。现在朝廷的重商政策使得商贾阶层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本来毫无地位的商人大都是依附于世家的，而随着在政治上对商贾的束缚也逐渐放松，商贾子弟开始等同于良家子，开始倾向于独立了。。从办《今春秋》开始，商人就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李诵的默许乃至放纵之下，现在商贾已经形成为一个有利益诉求的群体，并且渴望在朝政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这次筹划的收复陇右河西之战，背后就有几家大商会的影子，毕竟打通了河西走廊，大唐的商路才可能贯通。有的陆路的大商人甚至扬言说，如果朝廷的大军能够收复安西和北庭，他愿意捐出一半身家作为军费。虽然有点暴发户的心态，但是这也说明了大唐商人的自信和富有。。

出于平衡的需要，小世家和新世家历来是朝堂上不可少的花边，有许多时候小世家里往往能出大人物，这就是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但是小世家还有新世家的根基毕竟不如老的世家那么深厚，而且大都会在短时间内选择通过联姻等形式和老世家结成利益同盟，借助大世家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成为大世家的外围附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朝廷百年来不断通过培植新的世家、扶持小世家来平衡大世家，可是努力总是如同肉包子打狗。世家依然占据着大量资源。。到了李诵的时代，重商的杠杆搅动了世家之间原来的势力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