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绛作为一时人杰，怎么能体会不到李诵言论的精妙之处呢？同样赞叹不已的还有当值的起居舍人裴度，和李绛一样，裴度也被赋予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的任务。据说李绛裴度二人出宫后在一起小聚，席间感慨道：

“如此一来，当官就不再轻松了。”

古人的生活就是再忙碌，节奏也不可能比现代人快。实际上到唐朝开国已经快二百年，许多事情怎么做都有定规，只要对上级负责就行了，相对而言压力不大，当官收入也高，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但是报纸真要兴盛起来，就等于上官和朝廷全社会随时都有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的可能，就跟电话和网络普及以后的现代社会一样，再不法的官员都无法封锁信息的传播，因而一个又一个贪官倒在因特网上。李绛裴度都是有长远眼光的人，自然能看到这一点。

不过感慨归感慨，李绛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很快就从韩愈那儿找到了几个名望极高的落地士子，说起来两人都不是无名之辈，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一脸寒酸样，是大名鼎鼎的孟郊孟东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作者，一个是韩愈的得意门生李翺，韩愈的名文《师说》就是为他而写。除此之外，李绛还捞到一个著名的文人，王建。

王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家贫，“从军走马十三年”，居乡则“终日忧衣食”，四十岁以后，“白发初为吏”，沉沦于下僚，任县丞、司马之类，世称王司马。他写了大量的乐府，同情百姓疾苦，与张籍齐名。不过王建此时从军走马的生活才过了八年，因事来长安公干，听韩愈说有这等好事，就弃了那小吏不做。李绛挑选他，是看重他的经历够丰富。王建，孟郊，李翺就专门负责其事。

除了这几个主编外，李绛还网罗了一些特约撰稿人，韩愈自然是当仁不让，和王建齐名，刚刚被韩愈推荐为国子博士的张籍也是其中一个，此外还有白居易，元稹、陈鸿等人，后来还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和尚叫无本的，也跟着凑热闹，真可谓阵容强大，光凭这些人的号召力，这份报纸在士子中就可以通吃各个阶层。

不过影响这份报纸的关键因素在于纸价和印刷。后人都喜欢藏宋版书，原因何在？质量太好了。纸张里加香料，开卷有益，藏书多的就成了书香门第，印刷精美，写字模的名家很多，雕版的质量也好，比如欧阳修的文集，字模可是苏轼写的，能不吃香吗？不过办报纸显然不能走这样的精品路线。李诵的打算是扶植他们走一阵，然后让他们自负盈亏，再接着每年向内府交一笔钱，这样的条件李诵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提出来的，李绛没想到皇帝如此有辱斯文，一时目瞪口呆，忘了驳斥，接受了这个在众人眼中的不平等条约。

所以这份报纸一开办，就首先考虑起经费问题，孟郊愁眉苦脸的提出咱们从一开始就要节省经费，被王建豪气干云的否决，王建年轻时是个任侠人物，此时壮志消磨，豪气仍在，流转各地，头脑并不迂阔不切实际，在王建力主下，头三期用上了精装本。

十二月初，在劈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报纸正式创刊，由于地址在春明门内，书生们又文气十足，所以报纸取名叫《春明外史》。闹得李诵看到样品后偷笑不停，从名称到人员没有一个不是有名的，想不火都难。报纸上有一面全是诗歌，许多都是李诵在课本上学过的，不过更吸引李诵的显然是头版的标题新闻：

高大帅一鼓下梓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