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朱任重来说，此前的疏忽和不够警醒简直是要命的事，还得靠眼前这个小辈来提醒，实在惭愧，而由此产生的感激之情也就相当真挚，并不虚伪做作。

闵元启微微一笑，拱手道：“老伯叫我一声元启就行，以朱家的财势，就算没有晚辈提醒也不会有什么大麻烦……”

“不然，曹州刘一心求财养兵，割据地方，不小心的话会着了他的道。”朱任重笑道：“好在我家和魏国公府向有来往，不过老魏国公在崇祯十四年殁了，小魏国公不太好打交道，现在我家与诚意伯府往来较为密切，也替诚意伯府包销盐货，明天我就派人多送三千银子到南京，请诚意伯修书给曹州刘，我再送两千给曹州刘，五千银子买个平安，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三千两买封信，当然不是那种虚头八脑的“八行”，而是请诚意伯将朱家的利益与诚意伯府挂在一起。

刘泽清虽然骄横无比，但对需要巴结奉迎的人就是十分的曲意小心，迎合拍马无不用其极。现在刘泽清正在与东林党的高层往来密切，而刘孔昭一则是掌兵的勋贵，在南京城中地位仅次于史可法，魏国公和守备太监几人而已。而且刘孔昭和东林党的关系相当深厚，往高弘图，姜曰广等人时有往来，这些事在高层眼里是洞若烛火，东林党的内核是史可法和诸多高官，在地方上有钱谦益等有名望的清流士绅，还有复社一众小友摇旗呐喊，在全国来说，崇祯年间的东林党从未如天启四年前那样掌握大权，但就南明一隅之地来说，东林党的势力肯定是南明第一。

除了朝野有官员士绅生员名士之外，在外还有左良玉和刘泽清等掌握兵权有实力的强藩为援，所以说史可法真的是愚不可及，党内同志因为当年万历年间福王夺嫡之事对福藩充满疑忌，认为坚不可立，史可法本人也是对福藩并不看好，甚至也赞同七不可立之说，但事前事后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按当时东林的实力，如果抢在马士英等人之前先拥潞藩，大义名份到手，马士英和黄得功等人也无法拥立毫无根基的福王抢夺君位，大势一定，整个南明的局面就截然不同了。

可惜史可法举措失当，犹豫难断。马士英等人抢立福藩也是有大义所在，毕竟潞王之贤是东林党人的吹嘘，而福王的血脉最近，却是人近皆知的事实。福王被拥立入南京，大势便是倒转，史可法的七不可立传到福王耳中，不仅失了此前权势根基，连南京也呆不住，只能自请到扬州督师，朝政大权就此落在马士英等人手中，而刘泽清见势不妙转投马士英，四镇成型跋扈之状不可言表，朝廷不仅未形成合力，反应拥立之事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东林和复社不光攻击马士英等人，连弘光帝也不放过，编造了诸多谣言动摇弘光帝的统治根基，除了舆论上攻击外，政务也多不配合，朝廷中枢互相掣肘也罢了，东林党还怂恿左良玉在清军南下之时在武昌誓师，沿江而下攻打南京，扬言要清君侧，南明小朝廷被迫以黄得功等诸镇迎战，大敌当前，南明反而在内战，这自然是动摇人心之举。

高杰的几个部下不仅不奉命迎击清军，反而阵前谋害主帅，易帜归顺，人心向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还有刘良佐，刘泽清，高杰，三部加起来十几万人，战兵也有五六万人，后人只以为是清军势大南明诸镇望风降顺，其实多铎所部加起来战兵也不会超过两万人，若四镇听从号令与南下清军交战，纵不能野战获胜，守备徐州淮安扬州等诸城城池是毫无问题，左良玉部不顺江而下，就算阿济格得襄阳，清军不谙水战，拦腰在九江等地拦截，其想顺江而下取南京亦是绝不可能之事。

所以后人说东林党祸国，其实东林党人也不算冤枉，其虽然殉国者众多，但因党争一已之利祸乱中枢地方，导致南明内乱，其罪也是不轻，说他们祸国害国，以致南明覆亡，并不算冤枉了。

此时的刘泽清党附东林，对诚意伯刘孔昭这样的南京城中有数的大人物也是有意结好，朱家与诚意伯府向有往来，送一笔银子买个平安，对刘孔昭来说也只是件小事情。对刘泽清来说，还能落得几千银子到手，朱家也算恭谨，加上诚意伯的面子，这个镇淮总兵大将就算对地方有什么举措异动，应该也不会把主意动到朱家头上了。

朱任重要做这些事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只是在此之前思维并没有放到近期内大明就会亡国，崇祯皇帝会陷落在京师这样的天崩地坼的大事上，这也是崇祯年间大事频出，京师多次被围，这才使当时的高层，也包括朱任重这样的士绅富商阶层，对京师陷落和崇祯皇帝自杀缺乏足够的警惕。

“闵兄要备办军械战马，其实还有个省事的办法。”朱任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朱万春便接着道：“水关往北三十余里有个递运所，诸库所储多半都是军需，现在曹州刘应该还想不到这些递运所，待过一阵子就难说了。如果闵兄抢先一步，设法把递运所的军需物品俱悄悄买了，事后就算有人要查，只要隐秘行迹，料想也是查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