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欧洲人采用“最高工资限度”，所以我们也要实行“最高工资限度”。多么让人熟悉的理由。但相比三百多年后那些“引进先进制度”、“同国际接轨”等等之类冠冕堂皇的说辞，眼前罗胜等人“抵制恶性竞争”的解释显然要直白简明得多。本来嘛，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般无耻而又血腥的营生。虽然中华朝的舆论界还不至于像欧洲的舆论那样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恬不知耻的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然而面对欧洲人花样繁多的资本积累手段，中华的财阀们亦不可能犹如圣人一般坐视不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朝的财阀们缙绅们开始琢磨通过立法来使资本积累的一些非常手段合法化，同样也在标志着中华朝在心态上真正进入了工场手工业时期。

可诚然孙露心里十分清楚，打从资本来到人世间，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就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她的良心与身为帝王的职责还是让她难以像这个时代的其它统治者那样欣然将这样一份充满剥削与欺骗的《劳工法》公诸于世。却见她当即将草案往桌子上一扔道：“欧洲人做过的事我等就需要跟在后头再做一遍吗？一个职业工资的高低应由市场的供需来决定。像“最高工资限度”这样人为干涉非但不能消除恶性竞争，反而会让百姓的生计受到损失。”

眼见女皇一改往日彬彬有礼的态度，以近乎严厉的口吻批驳了“最高工资限度”这项法案，一时间罗胜、黄宗羲与陈家明不禁都为之语塞了，特别是黄宗羲。其实一开始他也觉得“最高工资限度”这样的条款有些过分。然而不管是老资格的岭南、江南财阀还是新兴的北方缙绅在这一系列看似“不符合逻辑”的决议上却通通摆出了一致赞同的态度。不仅如此，让黄宗羲大跌眼镜的是，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们甚至还为这项“不符合逻辑”的条款罗列出了一系列详尽的推理，来为其从理论上求证合理性。黄宗羲不知道如果这样一份《劳工法》在自己手中被实施的话，后世的人们将会如何看待自己。不过此刻的他更为关心自己接下来要如何周旋与女皇与国会之间。因为显然女皇刚才已经以极为明确的态度否决了“最高工资限度”。可能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条款被女皇否决。可在宫外那些陆续从帝国各地赶来的国会议员们正伸长着脖子等待《劳工法修正案》被提上议案呢。

正当女皇的三位重臣因尴尬而陷入沉默之时，一旁看得正认真的杨禹轩突然不解的向母亲询问道：“母亲，既然工资的高低应由市场的供需来决定，那您当初为什么还要规定最低工资呢？如果流年不济，一些行业出现萧条，工厂主付不出足够的工资怎么办？”

杨禹轩的提问对于在场的三位臣子来说无疑是一根及时的救命稻草。却见罗胜跟着便接过了皇长子的话茬道：“陛下，殿下所言极是，就以纺织业来说，从陛下您当年在新安建立第一家布厂起，现如今中原各地星罗棋布的布厂已经不下百万家。在激烈的竞争之下，陛下您当年所设定的“最低工资限度”已成为绝大多数工厂主的负担。陛下，臣等恐怕长此以往下去会对帝国的工业产生不利影响啊。”

然而面对儿子迷惑的提问与臣子“痛心疾首”的进言，孙露却依旧显得镇静异常。却见她微微扬起下巴向儿子回答道：“不错，朕之所以会这么做，乃是出于对百姓的体恤。不仅是最低工资这一项，其它诸如工伤保护、基本工时等等之类的法令亦是出于同样的道理。轩儿你要记住，劳工是另一支应该爱护的军队。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不亚于为帝国浴血奋战的将士。既然军队士兵残废了，可以领抚恤金，为什么劳工不能？至于因为最低工资限度引起工厂主经营困难的问题嘛，朕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可以毫不客气的说，那都是各个工厂主经营手段的问题。看一个项目赚钱，就一窝风的冲上去投资，当然会出现激烈的竞争，利润随之降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关朕的“最低工资限度”什么事！“

听完孙露如此这番的辩驳，杨禹轩心悦诚服的点了点头。在他看来母亲的回答有理有据。特别是那句“劳工是另一支应该爱护的军队”一下子就深深扎入了他的心坎。而在另一边，罗胜等人也彻底打消继续说服女皇让其接受“最高工资限度”的打算，于是，黄宗羲在与罗胜交换了一个眼神后，随即便向女皇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道：“陛下圣明。这“最高工资限度”确实有些不妥，那陛下您看将这“最高工资限度”改为“平均工资标准”如何？”

“平均工资标准？”孙露黛眉一挑故意反问道。

“是的，平均工资标准用以给各地的工厂主做参考。”黄宗羲竭力推荐着自己的折中建议。而陈家明与罗胜则适时的在旁赶忙附和道：“陛下，黄尚书的这个建议不错，可以将平均工资标准并非硬性规定，只是给工厂主做个参考而已。”

真仅仅是参考吗？恐怕到时候没有哪儿个工厂主会乐意向工人支付高于参考标准的工资吧，孙露在心中如此这般的苦笑道。在这个时代几乎每一个工厂主、农场主都在想尽一切办法降低自己的成本，盘剥劳工与雇农的血汗。因此17世纪的手工工场又被后世称为“血汗工场”。正如当荷兰几乎独占了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在非洲、美洲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的同时，荷兰本国的人民却要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困，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对这个时代新兴的资本家来说剥削是不分国界的。

正因为如此，孙露在内心深处对资本主义及其的厌恶。但光是厌恶还不足以让她否定财阀们所提出的这些议案。孙露之所以会如此执着与维护劳工的权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为了中华朝的工业发展着想。众所周知，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关键一是资源；二是劳动力。为此欧洲人不惜远渡重洋满世界掠夺资源，不惜在国内使用雇佣童工、贩卖奴隶、增长工时、压低工资等等手段来搜罗劳动力，以满足自身的原始积累。

相比之下中华帝国在这两方面的压力远较欧洲诸国要小得多。因为她不仅是这个时代疆域最辽阔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其将近一亿多的人口，更是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难以匹敌的。这使得中华帝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战乱的伤痛中迅速恢复过来，并在工业上迅速赶超同时代的欧洲诸国。

然而来自未来的孙露心里却十分清楚，中华朝的人口优势在将中华带入工场手工业时代后，很快就会变成帝国工业发展的障碍，而非福祉。因为廉价充裕的劳动力会使帝国的工厂业过于依赖密集的手工生产，从而忽略甚至抵制工业的机械化进程，这一点在另一个时空的中国已经不止一次的证明了。而以中华朝目前的风俗及条件来说，亦不适合也没办法搞人口控制。

在无法控制人口大量增长趋势的情况下，对于孙露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动用手中的皇权，在国内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因为社会福利能大大提高劳动力价格。这样一来才能迫使中华朝的工业向新兴科技索要生产力，从而为日后的工业革命打下基础。

当然这一切对于刚刚进入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中华朝来说都还是一些极为陌生的概念。就算此刻孙露将这些道理通通告诉黄宗羲等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他们的理解。毕竟17世纪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人是绝对无法想象得到数百年后的大工业时代是这样一副场景的。于是抱定循序渐进打算是孙露便再没有反驳自己的臣子，而是欣然点头应和道：“恩，那就照卿家的意思去办吧，至于这平均工资标准的额度，依朕看来还有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