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略带神经质的中华朝上层，从地球另一端来的博雷利等欧洲访客，显然更懂得享受这一次值得载入史册的伟大旅行。中华帝国的繁华与中华文明的精湛，不断地冲击着这群海上来客。这其间既有对强盛文明的敬意，亦有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微词。事实上，在船队停靠广州城的第一天起，随行的每一个欧洲访客无一例外地都发觉自己俨然像是到达了另一个星球。

是的，另一个星球。虽然早在欧洲之时博雷利教授等人就已经接触过了像杨绍清、龚紫轩等等之类的黄皮肤东方人。在语言方面天分颇高的惠耿斯教授，甚至还在船上学会了一点点带有浓重广东口音的汉语。那个时候的黄皮肤东方人，准确的说是汉人，在这些欧洲学者眼中，举止潇洒、对人一见如故，并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甚至还有点儿孤芳自赏的味道。但总体上来说汉人还是给欧洲学者们留下了睿智冷静、气质优雅的美好印象。这种印象使欧洲人很快就将东方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野蛮为开化的鞑靼人，一种是高贵文明的汉人。前者是他们噩梦中的黄祸，后者则是马可波罗笔下令人向往的黄金之国。

然而当博雷利教授等人登上广州码头之时，之前的种种印象却在一瞬间被震动了。只见无数的人群就像潮水一般拥向船队。而在欧洲人眼中，这些东方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拥有着相似的容貌。如此多青铜色的人头拥挤在一起所造成的壮观景象，让码头上的欧洲人大为惊骇。这一刻对黄祸久违了的恐惧又一次漫上了他们的心头。欧洲人似乎终于明白了一点，让他们先辈对黄祸的恐惧不仅仅是出于鞑靼人的残暴野蛮，更是源于对这种“青铜色潮水”的恐惧。毫无疑问，世界上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这么稠密的人群。而对于尚未爆发工业革命的大航海时代来说，如此庞大的人力资源足以让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胆战心惊。

虽然事后龚紫轩也曾对博雷利教授等人坦言，广州只是中华帝国少数几个人口密度颇高的城市，帝国的内陆腹地以及西北边疆的广袤地区的人口并不比欧洲内陆稠密多少。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减少巨大人口给这群欧洲访客带来的冲击。毕竟在他们看来光是广州城的人口就绝对抵得上欧洲的一个公国。并且中国的官吏还晚宴上公然宣称他们的帝国人丁兴旺，光是黄册上记载的就有8000万人口。而据博雷利所知一直威胁欧洲大陆的奥斯曼帝国的人口也不过仅有5000万。面对这些讯息，一些欧洲人甚至开始担心自己来中国是否能找到工作了。

不过还未等这群欧洲访客仔细观察广州这座国际大都会，船队便已打算向帝国的另一个重要港口进发了。原来自从那日回乡祭祖之后，每日前来觐见贤亲王殿下的官员士绅可谓是络绎不绝。最是头痛这种交际应酬的杨绍清巴不得能张双翅膀直接飞回南京去，好彻底摆脱地方官府举行的各类活动。因此在杨绍清等人从新安回来后的第二天，船队便扬帆起程离开了广州。而这一次为了躲避沿岸官府衙门的“骚扰”，杨绍清特地命令船队沿着海岸航行，和陆地始终保持十海里左右的距离。

不过沿海各省的官员们却并没有就此失去与船队的联系。事实上，正当船队以全速驶往上海之时，帝国的驿夫正骑着驿马从陆路奔驰。下一站的驿夫一听见前站驿夫到达的马铃声便立即跳上马，接过邮件。如此往复地将船队的航行情况及时向南京朝廷以及其他地方省份官府报告。这在中国官员们看来本是理所当然之事。可在随行的欧洲人眼中却成了一种奇迹。因为这在连年战乱通讯闭塞的欧洲大陆是难以想象了一种事情。显然就这一点上来看中国邮政远较欧洲邮政来得发达。

对此骄傲的欧洲人也有着一番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欧洲大陆拥有地中海，所以欧洲人选择了海洋；而中华帝国在陆上的疆域辽阔，所以中国人选择了陆地。它们在各自选择的领域里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当然这种解释很大程度上有自我安慰的味道。因为这一路东来随行的欧洲人可没少见识中国人庞大的海船和那些令人生畏的战舰。特别是在东印度群岛遇到的南洋舰队甚至让自负为海之子的英国人也叹为观止。不过中华帝国在水路运输上对欧洲人的真正的打击并不是来自海洋，而是来自于内陆深处的河运。

由于一路顺风，船队只花了8天时间便抵达了这次旅行最重要的停靠点吴淞港。航行至此，船上的欧洲人也算是彻底打消了他们先前对工作的顾虑。因为他们发现中华帝国的疆域远远超出了他们来之前的想象。这一路北上沿途漫长的海岸线几乎望不到尽头。据说这条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一路向北延伸直到世界最北端终年冰封的极地，形成一条漂亮的半弧形。从地图上来活像一把蓄势待发的弓，而架在这把弓上的箭矢就是帝国最大的河流——长江。这个形状据说给当时的随行的欧洲画师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后在帝国殖民司会客厅的一处墙面上便赫然画有这样一副壁画，苍穹之下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战神张弓搭箭直指远处波涛汹涌的大海。而此刻船队正是要从吴淞口进入长江逆流而上直达帝国的心脏南京。由此中华帝国那错综复杂又非常广阔的内河航运网，便清晰地展现在了欧洲人面前。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无论是自然的河流，还是人工的运河，无不像血管一般汇入长江这条主动脉之中。沿着宽阔的江面从海上驶来的远洋商船将世界各地的原材料和商品运至长江沿岸的每一处重要港口。在那里货物会被散发到一艘艘体积娇小的帆船之上。这些帆船不但只吃水太浅，更无法抵御海上台风的袭击，但它们却能灵巧地穿梭于那些相对宽阔的长江细如毛发的大小河道之中，将货物运达内陆深处的目的地。同样的它们又将内地丰硕的物资和货品汇集到那些巨大的远洋商船上。由此帝国分布在东南地区的诸个工商业据点就被有效地串联在了一起。可以想象货物的转口为那些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并使许多生活用品的变得便宜起来。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运输体系。然而欧洲人却惊讶的发现，在中国人的经营之下整个系统运转得极其自然通畅。大到数百吨的远洋船，小到看上去随时可能被风刮沉的舢板，每一艘船都像工蜂一般忙碌而又准确地完成各自的任务。

对此来自号称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惠耿斯教授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中华帝国拥有着世界上最高效的运输邮政系统。在他看来，荷兰的效率来自法律的规范和对商业契约的严格执行。而中华帝国的效率则是源自于帝国臣民的优秀素质。这些中国人就像忙碌的蜂群一般守纪律，听指挥。因此中国的城市总给外来访客以一种大度安定的感觉。相比之下，这个时代欧洲的城市却是时常都处于骚乱的状态下。时不时地就能碰上衣衫褴缕的市民拿着棍棒举着烂番茄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暴动。如此状态下别说是效率了，连城市的正常运作都绝难作到。因此当时几乎每一座欧洲城市都会有相应的民兵组织随时准备镇压可能发生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