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2年注定是要被欧洲科学界乃至世界科学界载入史册的一个特殊年份。在这一年的七月来自中华帝国的贤亲王杨绍清，在荷兰发表了他在欧洲的首次学术演讲。在博雷利教授和惠更斯教授的安排下，讲坛被分成了地理、生物、化学、物理四大部分。一天讲一个课题，中间休息两天，分十二天完成整个儿演讲。原先只当是来猎奇或是倾听东方神秘哲学的欧洲学者们，万万没想到中国学者发表的演讲主题竟然是正儿八井的自然科学。在惊讶之余，他们很快就被对方新奇的论点，以及严谨的推理给深深吸引住了。

杨绍清的首日演讲便在莱顿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地球的结构、大陆漂移说等等之类的新奇学说对于尚未完成地理大发现的欧洲人来说简直就是醍醐灌顶。而荷兰也不愧为当时欧洲信息的集散中心，仅在第二天有关中国学者发表惊人言论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西欧。一时间闻讯慕名而来的学者从荷兰、从英国、从法国、从瑞典、从神圣罗马帝国，从欧洲的四面八方纷至沓来，齐聚莱顿城。连带着莱顿大学也跟着再次名声雀起了一番。那些上门前来洽谈出书之事的出版商更是查点把中国使团下榻旅馆的门槛给踩碎了。而小小的莱顿城更是被这些来自各地的学者挤了个水泄不通。

虽然人们纷纷请求杨绍清增开讲坛，可杨绍清等人却依旧按照先前的安排我行我素的一路开讲。晚到的，错过的，或是没听清楚的，也没关系。他们可以去隔壁大学图书馆花几个铜子购买一份讲坛纲要自各儿研究去。提起这纲要，就不得不表一表咱们的龚主使大人了。肩负向欧洲传播中华文明重要职责的龚紫轩，眼见杨绍清的演讲在欧洲如此受欢迎，当下便在心中规划起了周围边产品的开发大计来。版权意识强烈的他首先联络了莱顿大学和几家知名的荷兰出版社商谈欧洲发行版权的问题。继而他又代表贤亲王殿下授权莱顿大学在其图书馆独家发行相关的演讲纲要。起先莱顿大学和出版商们对于龚紫轩要求在学校出售演讲纲要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么做可能会影响完整版书籍的销量。况且这纲要的价格也十分低廉，差不多只值一份报纸的价钱。然而事实却证明，这项举措非但没有影响后续书籍的销量，反而更增加了人们对完整版演讲的渴望。

原来龚紫轩在编撰演讲纲要时故意只写简略的排列标题，不涉及中间的推论和举例。对于那些欧洲学者来说这样的演讲纲领不看也就罢了。一看反倒是将他们的胃口吊到了极点，翻来覆去的想要探究个究竟。这样的纲要自然是既给后期的完整版做了广告，又让众人先期就赚了个满钵翻。如此经营手腕让向来以商立国的荷兰人也自叹不如。难怪不少荷兰出版商私下里都猜测这位龚大人祖上乃是流浪去东方的犹太人。

就在龚紫轩处心积虑着盘算如何最大限度了榨取此次演讲的剩余价值时。杨绍清也在为自己的每一次演讲潜心做着准备。在欧洲做学术演讲可不比在中国，这里的学者都拥有极其扎实的基本功底。加之西方学者在学术上又最爱质疑。因而东方来的新学说固然能让他们感到新奇，感到惊愕。但他们决不可能就此便轻易的接受一个从天而降的理论。想要说服这些学者，你首先自己就需要有同他们一样扎实的基本基础知识和严谨的逻辑推理。因而杨绍清在讲题的选择上可谓是慎之又慎。他一改东方学术讲究玄学神学特点，而是用明了的数学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对于那些暂时还不能给出严谨论证的理论，他就谨慎的称之为“设想”。正是他的这种严谨而又谦逊的治学风格给众多前来聆听的欧洲学者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美好印象。短短的十来天内，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俨然已经成为了欧洲学术界的权威邻军人物。

当然这一次演讲活动除了成就了杨绍清在科学界的盛名外，其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影响则更为悠远。无论前来聆听演讲的欧洲学者是否接受杨绍清所发表的理论，至少中国的学术已经推翻了他们先前的诸多观点。曾几何时，潜心研究自然科学近三个多世纪的欧洲人，一直以来都自豪的认为欧洲的科学傲视全球。甚至有不少人还将“科学”、“理性”、“逻辑”等词汇当作基督教世界的专有名词。并且狂妄的宣称欧洲以外的世界都是“愚昧”、“非理性”的野蛮世界。但杨绍清的演讲却给了欧洲人当头一蒙棍。让他们明白科学并不是被欧洲人独占的。在遥远的东方，在海的另一边，有一个古老的国家同样也在探索着自然世界的规律。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丝毫不亚与闪着智慧之光的欧洲。

欧洲人向来尊重强者，在见识了与自己文明不相上下的华夏文明后。他们很快就将惊讶化做了无限的求知欲。在之前大刮中国人文风的基础上，西欧各国很快就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科学风。各国的学者、学院纷纷探询各种来自中国的书籍，并对其进行翻译研究。然而在翻译过程当中，欧洲人的麻烦也跟着接踵迩来了。原来孙露的知识虽来自于21世纪，但为了在17世纪的中国推广，其中的不少专有名词和定律都被改成了汉语。正如当初明朝的李之藻等人翻译《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时，将“固有属性”翻译成古汉语“独”，将“偶有属性”翻译成“依”。文化语言上的差异往往会给科学书籍的翻译造成不小的麻烦。这种问题在将中文翻译成西文的过程中则显得尤为明显。并且汉语的词根构词能力远较西文来得强。例如“速度”、“加速度”等词，就算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物理的17世纪中国儒生，在第一次看到时也能猜出它们间有联系。而同一时期的英国人，如果没有学过物理的话，是绝对不会想到speed 与acceleration之间会有什么联系的。

这就意味着欧洲人每翻译一个汉语专有名词，就必须要先创造一个新单词。而这新单词还不一定能像汉语名词那般，简明形象的直接显示其意思。必须得在后头再附带上相应的一长窜名词解释。如此繁复的翻译过程让欧洲人吃尽了苦头。为了深切的理解这些定理的含义，许多欧洲学者便干脆学起了汉语。这股风气很快就影响到了整个欧洲社会的上层。一时间，学汉语、说汉语几乎成了一种身份高雅、学识渊博的象征。连带着以后研究物理学、化学、生物的学者也将学习汉语当做了一种必修的课程。于是从这时起汉语正式走出了亚洲大陆，随着中华帝国科学与国力的发展，成为了一种真正的世界性语言。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此刻在莱顿大学演讲的杨绍清等人应付底下欧洲学者的提问都来不及了。根本没时间考虑要趁机在欧洲推广自己的母语。实事上，这几天光是回答欧洲学者的提问就已经让使团众人深感心力交瘁了。但杨绍清对此却显得乐此不疲。他非但认真解答着欧洲同行的疑问，还将这些疑问一一纪录在案。在他看来每一次置疑，每一次提问对科学研究本身来说就是一种难得的动力。而他本人也觉得在与欧洲学者互动交流十几天的心得，远较自己独自研究数年来得深刻。

这不，讲台上的杨绍清才向众人论证完力学三大定律（牛顿三大定律_）。底下的众人便已经开始急不可耐的举手提问起来。却见一个身材高瘦的老者不服气的率先问道：“先生，我是来自弗兰尼克大学的比克曼教授。请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否可以相互抵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否可以属于不同性质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