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教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内，地狱与天堂，魔鬼与天使，基督徒与异教徒，都是互为否定的概念，非此即彼。如果是人，那么不是基督徒就是异教徒。当然，在异教徒中，有接近基督教可望被教化的，还有基督徒的死敌──穆斯林。1652年的中国使团在梵缔冈看来无疑就是一群可以被教化的异教徒。因此就中国人肯主动来梵缔冈见教皇，这就是一种对西方文明世界仰慕的表现。况且德里古斯神甫在此之前就已经写信给教庭，声称会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东方贵族一同随行前来。并一再的暗示教庭说，此人对基督教有着极大的兴趣。上帝的福音能否在东方广为传播，此人至关重要。有了如此多的暗示罗马教庭对于这群来自东方的访客自然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就连已经78岁高龄的教皇英诺森十世也破例怀着极大的热情接见了杨绍清等人。
此刻的教皇身着闪着缎面光泽的主教披肩、头顶的小红帽、端坐在铺有红色天鹅绒的座椅上，浑身散发着一种宗教色彩极浓的庄严感。这一点让杨绍清十分纳闷。他不明白眼前这位气质高贵的老者怎么会别人们称作罗马第一丑男。其实，他只要看一眼著名宫廷画家委拉斯贵，两年前给英诺森十世画的那副肖像，就什么都明白了。在委拉斯贵笔下不可一世的教皇正襟危坐在椅子上，一双凶相毕露的眼睛正盯着观众，威严中带着贪婪，凶狠中包含着狡诈。一个76岁的诡计多端的意大利老头子伪善而凶恶的面貌跃然纸上。英诺森十世的丑陋不是指他的相貌，而是指他那敏感、狡黠、阴险、毒辣的性格。不过此时的教皇已经没了两年前的嚣张气。他那满是皱纹的脸颊，苍白的嘴唇，以及那双搭在椅把上有气无力的手，都清除明白地告诉人们眼前这个老人有多么的孱弱。整个梵缔冈都知道教皇接受上帝（撒旦？）的召唤，只是时间的问题。不过饶是如此，当英诺森十世看到中国使团馈赠的一对绘有圣母像的青花瓷瓶时，那双垂垂老矣的小眼睛竟也爆发出了回光返照似的光芒。
由于教皇的身体过于虚弱，这次被载入史册的会面，也就异常地短暂了。作为回礼教皇回赠给了中国使团一本圣经和一个金质的餐盘。据称餐盘还是耶酥曾经用过的圣物。对此身为香江商会驻欧洲总代理的詹姆斯，却显得颇不以为然。在这个时代罗马教庭经常搞一些羽毛啊，骨头啊，器皿啊，说是什么圣物，并从贵族领主或是普通百姓手中榨取钱财。鬼知道这个盘子是从那里弄来的呢。在他看来中国使团用瓷器、茶叶、丝绸等贵重的礼物换了一本圣经和一个破盘子，实在是不划算。不过崇尚礼仪的中国使团对于教皇的回礼却显得十分满意。
使团的这一举动，让罗马教庭误以为这群中国人已经完全接受了基督教的教化。不但向教庭进献了丰厚的礼品，更是像虔诚的基督徒那般对教皇所赐的圣物顶礼膜拜。其实无论是詹姆斯，还是教庭都没有搞明白，中国人对礼品轻重的定义并不是建立在金钱上的。正所谓礼轻情意重，皇帝随手送出的一份贴身信物都要比任何价值连城的宝物都要贵重。因此在使团看来，英诺森十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向天朝敬献圣经与圣物是十分恰当的，符合礼数的。此外，使团还向教庭传达了中国政府允许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的政策。虽然宗教自由在中国是十分平常的事。但这一举动在罗马教庭看来就成了中国意图接受基督世界教化的一种良好姿态。
于是一方认为对方是因为亲近基督教前来朝圣的，另一方则认为对方仰慕天朝的威严。但不管双方有着怎样的误会，这一次的会面无疑都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双方在阴差阳错之下，都给对方留下了极其良好的印象。
而这种中西文化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在之后的交流当中，更是越发的明显起来。
梵缔冈的主教们一个劲地向中国使节传教布道。而中国的使节们也不时地向欧洲人传播的儒家学说。一番交流之后双方很快就发现对方对自己的文化都早有研究，可侧重点却是截然不同。中国的基督教徒大多是儒家理学的学者。为了探求“实学”而对西方的自然科学感兴趣。为了研究自然科学而信奉基督教。明朝时的徐光启、宋应星、孙元化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因此研究“西学”的中国基督徒与其说是对上帝感兴趣，不如说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而梵缔冈所谓的“汉学”研究，实际上是神学研究。传教士们竭尽所能的从中国的各种文献当中为圣经寻找一席之地。耶酥会士们甚至会认为《诗经》中《大雅·生民》讲的是耶稣降生的故事，姜源就是圣母玛丽亚。傅圣泽神父证明老子讲道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论述的是三位一体教理，并将夷、希、微翻译成yi、hi、ouei，认定这就构成耶和华的名字。
因此，自从与使团作交流的教士将汉字 “船”拆成“八口人乘舟”，用来印证《创世纪》中的挪亚一家八口人乘舟逃离滔天洪水的故事后，顾炎武等几个士大夫就开始对这种“鸡同鸭”讲似的学术交流兴趣乏乏了。加之罗马教皇国那沉闷的气氛，以及对新兴科学理论的抹杀，均促使作为使团影子团长的杨绍清决定尽快结束这一次的宗教之行。于是在罗马逗留5日之后，中国使团终于得以启程离开了这座充满热情与宗教气息的千年古都。转而前往杨绍清那神往已久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是个内陆型城邦，虽没有出海口，可是它仍然极其富裕和繁荣，从13世纪末起，佛罗伦萨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控制了教皇银行业，继而差不多统治了整个欧洲的银行业。巴黎、伦敦、巴塞罗那以及突尼斯，到处都有人在向他们借钱，这些金融投资所得到的回报，被用来进行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人口暴涨，经济欣欣向荣。同意大利其他可追溯到中古时代的意大利城市一样，佛罗伦萨传承了古罗马时代的某些共和政府的传统。1187年佛罗伦萨击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其自治权得到承认，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而深厚的历史底蕴、自由的社会氛围、以及繁荣的经济市场，也最终促使佛罗伦萨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绍清这次来欧洲朝圣的并不是拥有教皇的罗马，而拥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佛罗伦萨。
然而，当中国使团抵达佛罗伦萨后，才发现原先那个成就文艺复兴运动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早已不复存在了。早在1569年，佛罗伦萨的权贵——美第奇家族，就依靠西班牙支持，夺取共和国政权，建立了以佛罗伦萨为首府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不过佛罗伦萨共和国虽已覆灭，但佛罗伦萨的科学精神还是被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这一变故也没有给中国使团的佛罗伦萨之行带来什么麻烦。同在罗马时一样，佛罗伦萨人也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接待了这群来自东方的客人。而杨绍清也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欧洲的科学家有了第一次的正式交流。
1652年5月2日，应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二世·德·美第奇邀请，杨绍清等中国使节参观了佛罗伦萨的气象观测站。这座位于佛罗伦萨的气象观测站并不是孤立的，事实上，它仅是欧洲气象观测网中的一环而已。那是一张覆盖大半个欧洲的气象观测网，由从意大利到巴黎和华沙的十个测站组成。由于此项工程甚是巨大，因此目前仍有几座观测站尚未完工。而出资组建这一气象观测网的正是斐迪南二世。
在欧洲建立如此庞大的气象观测网，对于欧洲的其他国王、大公来说简直就是在浪费钱财。况且那些穷国王根本就负担不起如此的经济重担。但这对斐迪南二世来说却算不了什么。美第奇家族本就是通过银行业务积累起家的。可以说美第奇家族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继承了前人家产与国土的斐迪南二世，也同其他君王一样希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留下一些闻名于世的政绩。于是喜好科学的他出资建造了欧洲首个气象观测网。
此时此刻，在气象观测站中，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科学家正陪同斐迪南二世与中国使节逐层参观各类气象仪器。不知是为了向中国人展示斐迪南二世的这项丰功伟绩，还是出于欧洲科学家对东方学术的轻视，中年科学家始终已一种高傲地姿态向众人讲解着眼前每一台仪器的功能。虽然那些仪器对于中国使节来说并不新鲜，甚至有些还落后了一些。但杨绍清等人依旧以东方人特有的矜持，虚心倾听着对方的讲解。而那个中年科学家却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些。当众人来到顶层时，他又一次傲然的指着最上方的一架仪器得意的说道：“这是周摆式风力计，由意大利著名的气象学家丹蒂于1570年发明。当然，我知道你们东方人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了测风器。不过这台不同，它代表着欧洲的智慧。它使测风开始进入了具体计量的阶段。可以说这是测风速从定性到定量的里程碑。”
“先生，我们知道这是周摆式风力计。在中华帝国首都南京的钦天监测量站中就有一台。”受不了对方挑衅语气的顾炎武，用刚学的拉丁语冷冷地提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