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只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去做，燕王朱棣枯坐于辽阳的行宫内，静等窗外雪化。辽东大地要比北平冷得多，但自洪武十七年以来，朱棣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坐镇辽阳，很少回北平的燕王府。
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朱棣欲借此向哥哥朱标表明震北军并无南下争夺江山之野心，另一方面，他也怕北平离前线太近，一旦兄弟反目，连躲避的战略纵深都没有。哥哥朱标行事的果断让他佩服，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已经让他不再是那个一心纵横天下的热血少年。自从遇见自己的母亲开始，朱棣的眼睛就多了些什么，随着年龄增长，瞳孔中的光芒越汇越深，深遂到部将不敢再轻易面对。
十余年，朱棣一直以新政的保护者自居。如今，北方六省富可敌国，那些当年低价买了关外土地的移民们回家探访亲朋好友时总是趾高气扬，爆发户的嘴脸遭到了很多人的嫉妒，同时也给北方六省吸引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发展资金。全大明百姓都知道，在燕王治下，只要你找对路子，一夜暴富并不是梦。
新兴阶层在燕王的庇护下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足够的力量对抗朝廷。震北军是一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军队，无论作战技巧还是作战装备都可称为举世无双。这支军队非但战斗力雄踞天下七军之首，经军校反复培训的军官们的个人能力也堪称一流。限于和朝廷的相互制约关系，震北军的依旧保持在四个整编师外加一个独立骑兵师的规模，但针对当年辽东特殊情况制订的居民可持火铳自保制度被朱棣刻意发扬光大，使民间储备了充足的兵源。一旦朝廷有意难为北方六省，逼得征召令下，朱棣有绝对把握可以在一个月内拼出令一个军团来。
如果找对了路子，治理这样一个地区很省心。六省布政使郭璞每天就好整以暇，很少听说他回到府中还处理公务的情景。大伙一同制订个都能接受的规则，规则以内各行其是，手下官员贤与不孝有各地爵士们监督着，用不着布政使操心。百姓行为有官府管理着，也犯不着郭璞事必躬亲。地位在郭璞之上的朱棣事情更少，除了军队建设与训练外，基本上没有事情需要他亲自过问，甚至是王府的开销都不需要他管。比起印象中终日操劳的父亲，朱棣有时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最聪明之举。现在的燕王府就像个大股东，每年的收入从地方财政中按比例提，年底的时候郭璞手下掌管钱粮的官员自然会送一张收支报告来请朱棣过目，当年财政收入与王府可提取多少费用作为私人开销列得清清楚楚，只要朱棣盖了印，五天之内自然有银票送到他夫人手上。
但这种撒手王爷的日子并不是事事顺心。指望这伙人和自己共同自保，容易。指望他们和自己一同对抗朝廷，难。这是朱棣自己酿造的苦酒，为了和哥哥比拼谁更英明，谁更适合治理国家，十余年来，地方贵族们的权力逐渐扩大，从弹劾官员逐步扩大到参与政令的修订。现在，除军令外，北六省地方政令发布之前都要交诸位勋爵们讨论投票通过才能发布，北方地区管这交爵士会。爵士会的权力比起朝庭当年的中书省还大。每年被扣住不发的政令不在少数。这让朱棣在感觉到手中这股力量的强大的同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潜在威胁。
特别是最近几年，朱棣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年的哥哥放着这么有活力的力量不用而非要选择那从南宋时已经证明失败的理学为治国经典了。新兴工商阶层唯利的本性使他们呈现出一种混乱状态，文明揖让之风不见踪迹，等级秩序在此也荡然无存，官府在他们眼中的威信一天不如一天，发布的政令对他们有利则欢呼之，无利，自然要找一两个代理人前来说话，讨价还价一番，不捞足了好处绝不执行。除了一两个视金钱如粪土的异类外，那些各地的爵爷，包括一些女直、蒙古王公现在都成了业主，这些家伙对自己的钱包看得比性命还重，想说服他们退步比登天还难。就连他们自己之间也从来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矿山和冶炼行业的业主是一伙，纺织与肉食行业成一团，还有诸行皆沾，行行赚钱的原北平起家的商团，南来北往的游商团伙，派系林立，彼此之间互不买帐。
爵士会探讨政令的时候是最混乱的时候，此制度刚开始实行时，朱棣几次躲在隔壁偷看，每次都看到了几伙人互相扔臭鸡蛋的热闹场面。后来为了维护官府尊严，布政郭璞以君子动口不动手为原则，通过了各地爵士开会均不准带食物入会场及先动手为输的准则，才勉强止住了乱局，但会场外互相之间小动作从不间断。大伙都是有身家的人了，有了矛盾，杀人械斗的行为极为罕见，但报纸上互相之间的口诛笔伐却越演欲烈。特别是一伙人弹劾某个官员，而另一伙人死命要保这个官员时，对方中任何一人的都会被小报写手们挖出来，大做文章，从抛妻弃子到忤逆不孝，反正是不利于对方形象的事情绝不纵容。
由于爵爷们手中权力过大，能在北六省文官队伍坐稳位置的，手里没有点真本事绝对不行。非但朝廷派来的官员很容易被各路勋爵们联手弹劾掉，即使是北方六省本地人，受到任命后也不容易干长久。六省依然继承了大明异地为官的传统，所以一县或一府长官到任之地绝对不会是他的故乡。到了当地应付完了那些小吏，再应付地方勋爵，摸清楚当地情况就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官位想做得和郭璞一样轻闲十分困难。十年来出过几次官员到任先拜望各位地方大佬的笑话，也出过无数官员和地方豪绅勾结欺压百姓的事，但不受控制的报纸和敌对派系为了各自利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监督职能，丑闻很快就能被揭发出来，捅到律政部门的桌案边。处罚起违规官员和勋爵时朱棣和郭璞意见出奇一致，从不手软。看到前任丢官罢职发到极北之地拓荒，以前和自己平起平坐勋爵从此失去参政资格，罪行被依法查办的下场，新到任者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
有一个仁慈的哥哥在远处比较着，燕王朱棣也屏弃了他父亲朱元璋动辄将官员剥皮的凶残。按大明刑律和震北军军法处惯例，无论官员的百姓，只要犯了罪一般要经过相对严格的审理，按其罪行的轻重量刑。对于贪污受贿官吏，北六省的惩罚措施是没收全部财产，并根据贪污总额对其家族中全部涉案人员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主犯发配边远之地伐木拓荒，不足以判罪入狱的从犯则需要筹钱归还罚金，罚金没归还完毕之前一切行动都会被官府监视，发现有隐藏财产一律充公。真有个别官员和爵士被罚得沿街乞讨为生，在过往行人的目光中，他们看不出多少怜悯，百姓对这些曾经欺压过自己的人能施于的只是唾弃。
十余年没有战事，地方上获得朝廷封爵的人数增长缓慢，导致地方上各级爵士人数相对不足。远在南方的朝廷对捐爵一事不十分热衷，燕王朱棣每年争来争去，为地方上争得的空头爵位也不到十个。所以除了捐款之外，想得到爵位的人又增加了许多附加条款。特别是郭璞倡议的要事先在报纸上公示两个月，由百姓评论这一项，简直害苦了试图谋求爵位者。那些出身于派系力量比较均衡的地区的家伙最惨，地方上新增加一个爵位即意味着平衡再次被打破，所以从公示之日起，各方势力暗中较量旋即展开，被公示人往往被攻击得体无完肤。
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目前来看这种依赖有爵之士监督官员和探讨政令的策略带来了很多不便。布政使郭璞多次向燕王朱棣提起过这件事，燕王朱棣也希望有所改变，至少要让爵士们讨论起政令来效率更高些，更容易受自己控制一些，但想改变这一切的确很难。除非北六省退到和朝廷一致的执政方式上去，但是真的那样做了，他燕王朱棣凭借什么和朝廷抗衡？
眼前就有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朝廷上下达政令要分散官府职权，将钱粮和海关部门直接划归户部和海部管辖，地方不得干涉。这个政令北方六省没有抵制的合适理由，但是归还了这项权力，意味着此后朱棣封地上的资金要接受朝廷的控制。北六省的百姓对朝廷向来就没好印象，各地勋爵过完年就都聚集到辽阳来，一致要求拒绝朝廷这项政令。朱棣当然不愿意把手中的权力再交还给朝廷，况且在永明城那边还有一伙庞大的商队瞒着朝廷在悄悄地发展，这个商团拥有几支装备了轻度火力的船队，生意以远洋贸易为主。隶属于辽蒙联号，但燕王朱棣的个人股份在里边占了三成。船队从事的买卖有很多见不得光，每年给都给地方上带来了巨额资金收益。如果将永明海关交了，这几支船队连同他们从事的生意就要暴露，肯定会引起士大夫们的非议和朝廷的不满。况且在船队成立之初，朱棣就抱有了一旦有战事发生，将这几支船队装备好火炮组合成一支护卫舰队的想法。
但眼下还不是和朝廷翻脸的时机，单凭六省之力主动挑起战争，朱棣没有必胜把握。名不正，言不顺不说，军事实力上双方也存在很大差距。靖海公曹振的水师让朱棣感到很大威胁，一旦打起仗来，水师封锁了全部出海口，对外和南北贸易中断，底下这些商人非闹事不可。到时候自己这边的军心一乱，实力雄据七军之手的震北军难保会一溃千里。
况且在震北军的侧后还有一支靖远军虎视眈眈，朝廷这几年没少向靖远省扔钱，辽王及其幕僚对安泰元年大封诸王，富庶的热河省划归燕王名下一事心存芥蒂。朱棣不能保证自己和哥哥翻脸后，这个名义上归燕王统属的辽王听朝廷的还是听自己的。利益之下，哥哥能和父亲翻脸，弟弟还不能和哥哥动刀子么？
焦头烂额，越想越郁闷的朱棣暗中有些嫉恨起武安国来，如果当年他接到自己的信后肯北返，以新军缔造者的身份和自己一道率领震北军质问朱标的继承权和玄武湖事件的黑幕，现在的坐在龙椅上的能是哥哥朱标吗？当年天下七军当中可是有三军私下向自己表明的态度，对抗起朝廷来比现在容易得多。可那个武呆头就是不肯北返，居然还劝自己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要妄动干戈。不妄动干戈，现在朝廷日削月割，再这样下去连动干戈的机会都没有了。
“殿下为何而叹”！一个阴冷的声音把沉思中的朱棣吓了一跳，从窗口上回过头，映入眼中的是姚广孝那菩萨般的慈眉善目。
是朱棣自己派人请姚广孝过来并吩咐手下不用通报的，他发不了脾气。此时布政使郭璞正忙着和燕王朱棣的幕僚及各地赶来的勋爵们商讨如何与朝廷讨价还价，没时间陪朱棣闲聊。近卫师长张正心带着几十个斥候南下执行秘密任务，到京城准备劫狱去了，烦心之时，也只能找姚广孝这个闲人来解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