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的恫吓

伯克哈特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立即于3月间回日内瓦报告但泽的局势，此后他应国际联盟三人委员会的请求一直留在瑞士。可是，5月26日当“但泽的双方非正式地表示他们希望”他回来后，这位高级专员就又回到了自由市。6月1日，在同格兰泽尔、福斯特和茨霍达茨基分别商谈之后，他又飞往柏林，显然是去同里宾特洛甫非正式地讨论局势的。但是，虽然据报道里宾特洛甫这时曾向伯克哈特保证，如果“另一方不进行挑衅活动”，波兰报纸也不再攻击德国，那么德国就将尽力设法控制住紧张局势，然而形势仍在继续恶化。6月4日福斯特在一次但泽劳动服务队大会上讲话时所用的辞句，似乎——引用诺埃尔从华沙发出的电报——“证实了人们的这样一个印象，即自由市现在已决定实行一项抵抗和系统地破坏波兰权利的政策”。这位地方行政长官告诉他的听众说：“元首需要一个坚强的但泽。四十万但泽人民正坚定地等候在维斯杜拉河口，只注视着他一个人。”此外，整个6月上半月都在进行精心的准备，首先是召开了一次冲锋队运动会，然后是一个全区“文化周”。伴随着这些活动的是通常的那种德国人的大量涌进和即将发生突然事变的谣传，这次大家预料事变将于6月15日发生。据伯克哈特报告说，有这样的谣言：

即地方行政长官打算从那一天正在开会的参议院和议会得到一份直截了当地宣布但泽归并于德国的宣言。人们认为，这样在波兰方面就可能产生军事反应，而德国则将宣称这是一种侵略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并不认为法英两国的保证将会开始生效。

确实，高级专员这一次是如此的忧虑不安，以致去找了“两位地位很高的、能直接接近总理的人士”，以便把“他对一次政变会带来无法估计的后果的忧虑心情”转达给总理。可是，这时并没有打算要搞政变，而且也确实没有发生政变。五个星期以前库隆德勒曾写道，在德国报纸上出现了对波兰的“一些克制”，“似乎它的领导人是急于要防止气氛过快地达到爆炸的程度。很清楚，在柏林，他们急于要在合适的时刻还未到来之前不致被迫开始行动。”6月10日参议院议长去外地休假，据说要长达八个星期。14日，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也离开自由市去柏林作短期访问，大概是去商量组织新的志愿兵的事。15日，象这样多的已过去的可怕日子一样，终于，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其时，从5月底起，德波关系的调子已经开始显得越来越尖酸刻薄。《德国外交-政治通讯》和波兰外交部分别于6月12日和14日向对方发出了语言刻毒的公报。前者抱怨波兰迫害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事日益增多；宣称在但泽的事情上，最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给予波兰的政治空白支票已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不合理状态，这种程度已开始具有危险的成份”。后者则否认波兰的态度有任何变得更加强硬的变化，因为它把但泽的不安宁归咎于“那些十分接近德国政府的分子”。6月14日，德国驻华沙大使毛奇到波兰外交部去(这是他第一次)抗议那些针对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严峻的行政措施。17日，戈培尔到达但泽，这次访问是作为区文化周的最**预先安排好的。紧接着就在他讲明是未预先作过准备的演说中，猛烈地攻击了波兰和英国。他把英国人的演讲说成全是“吵吵嚷嚷的同假想敌人的拳击练习”，是想以许多空话来掩盖它的缺乏力量和决心。他宣称元首在4月28日的讲话中已说得很清楚，德国赞同但泽要回到德国中来的愿望；全世界应该已经从经验中认识到元首是决不说空话的；但泽的德意志人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来来，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这次的思想倾泻和第二天发表的另外一次较为温和的讲话，据法国驻柏林大使判断，是想要在德波两国关系问题的演变中“标志出一个日期和一个时代”。而德国报纸的确也真的把但泽的欢迎这两次讲话说成是领土合并的第一次真正的表示，等于是一次赞同德国的公民投票。

在柏林，戈培尔6月21日在夏至节庆祝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据报告曾宣称德国打算“把历史上曾属于它的一切领土都收回”。大约在十天之后，但泽参议院新闻处印发了一本小册子：《但泽：什么正处在危险之中？》。其中明确地写道：“就但泽、走廊和其他被任意地从第三帝国分离出去的领土而论，它是一个德国土地的问题，要占有这种土地，波兰无论是道义上的、历史方面的、文明或文化方面的理由，都不可能提得出来”。

尽管受到那么多的挑衅和打搅，波兰政府仍然保持着惊人的沉着。在接近5月底发出的电报中，诺埃尔已经注意到波兰报纸不止一次地使用温和语气来评论卡尔托夫事件。6月11日他报告说，“冲锋队的集合和其中掺杂有德国正规军，这两件事似乎都不曾打扰波兰当局，因为据波兰当局的估计，他们将从他们来的路上离开但泽”。还有，在6月11日，他注意到“国民显得特别沉着，而且当政府劝告他们要表现得慎重和温和时，国民就十分驯顺地服从政府当局。”7月1日贝克向英国政府保证“波兰政府决不会被任何心理上的恐怖主义吓慌而鲁莽行动”；他接着又说，“就在昨天晚上有谣言(这是第四十九个这一类的谣言了)说，德国人马上就要开进但泽。他已见到了波兰总参谋长；已经作出决定，一个波兰士兵也不调动。他已去就寝，睡得很好。”这种“严肃的镇定”的一个理由是，波兰对实际的战略地位抱乐观的态度。可是，那种地位在每天改变，越来越不利于波兰；而波兰人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仍把一项德俄交易的可能性视为是不可想象的而予以抹煞。6月27日接见英国大使时，波兰外交部副部长阿尔齐泽斯基表示他相信，德国还不“至于为了但泽而去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但是它会只继续它的神经战，希望把波兰弄得在经济上精疲力尽，并破坏它对它的盟邦的信心。贝克本人于四天后也反复重申这样的意见，即德国人“主要是希望触怒和威胁波兰”。还说：“他们决不会成功。他们现在必须看看清楚，任何真的侵略就会碰到英国、法国和波兰团结一致的抗击。”7月6日他告诉诺埃尔说，波兰政府的态度“只有在波兰的主要利益(铁路、维斯杜拉河或港口的使用权)直接受到影响时才会改变”。他说，甚至到了那时，波兰政府也将首先求助于经济措施以保卫其权利，“保留其他形式的行动以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意外事故”。

7月12日福斯特从但泽飞往纽伦堡，13日在贝希特斯加登受到希特勒的接见，17日他又回到了自由市。19日他去国际联盟高级专员那里，告诉他说，总理“决定不让但泽问题引起一场全面的冲突”。福斯特继续说，如果波兰公众的情绪能够平静下来，他自己就要迅速地把他的警察队伍解除武装，并把人数减到1938年时的数目；但是如果德国的威望受到任何损害，那就不可能办到了。所以，波兰人必须以谅解的精神同参议院商谈象海关检查员之类的次要问题。福斯特还要求伯克哈特“担任中间人，并尽力设法对某些问题(如果不是由他本人来决定的)至少以使双方今后能达成协议和彼此合作的观点来预先加以安排”。

德国人这时明显地关心于私下里使英法两国对即将发生政变的担心减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同样地急于要公开否认他们可能准备在但泽最终割让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样，福斯特的喉舌——《但泽人前哨》于7月18日就把谈判正在进行或当地报纸的调子已有改变的传说说成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且轻蔑地排除了“任何波兰为解决但泽和走廊问题而提出的妥协性建议有最微小的实现可能性”。柏林的政治界人士也同时否认紧张局势多少有所缓和。19日又宣布但泽的警察力量已进一步增加到三千至四千人。

事实上，德国政府甚至在知道俄国人邀请他们去莫斯科“逐步地”进行谈判之前，在近8月底时就已经进入了发动波兰战役的最后准备阶段(在行政上、军事上和政治上)。这样，早在7月27日就已发布了一项命令，说元首命令自由市同大德国重新合并，“武装部队必须立即占领但泽自由市以便保护操德语居民”。命令规定了占领过程的一切细节：来自东普鲁士的部队开进该地区，在他们到达该市前但泽警察应即占领并保卫市区，等等。8月2日的“致舰队的信”中有“为了谨慎”在大西洋使用潜艇的作战指示；并有一个旁注表示实际启航的日期可能要在8月中旬决定。8月初，冲锋队也开始发动他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制造波兰“事件”的布置工作。在政治领域中，第一次正式插手干预但泽参议院和波兰当局之间关于海关官吏的剧烈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