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办产业都是这样，哪个从开始到建成投产不要等个十来年？！募集股本商办工厂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毕竟拖上一天便是股东们自己的损失，早投产早见效，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他们的双眼会挣得大大的，谁要想从这里面捞钱能够瞒过他们的眼睛是不大可能的。”寇青不屑的说道。
“孩儿也是这样认为的，有了股东们的帮助，不仅这办厂的人才很好招揽，就是建厂投产的速度也会大大加快。毕竟纺织厂所招募的股本主要还是来自广东一省之地的富商甚至是官员，有他们帮忙，这建厂中碰到的难题他们也会上心，为了银子和利益他们也必须尽心竭力的帮助孩儿来建厂。虽说这股本筹集是越多越好，但是孩儿还是非常想控制住纺织厂，这样一来采用何种招募方式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谭延闿笑着说道。
“以老夫看来这招募股本的方式选择哪个都是非常不错的，要说办事最快还是用第一种方式，说到底那种方式都是信用问题，老夫这两广总督的名声还值这个价。若是当地富商不同意的话，那老夫也有不少积蓄，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拿出来让你多做些事情。这段时间听你们讲了这么多，老夫心中对这洋务实业也多少有了些底，可能从曾文正到现在的李合肥和张南皮，他们所走的路很有可能是错的厉害了，这商办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谭钟麟笑着说道。
这段日子谭延闿和他的幕僚们没有少分析洋务派们几十年来在实践中所出现的利弊得失，谭钟麟自然对这件事非常上心，至少因为谭延闿的《劝学篇》，谭钟麟在清廷的政治立场上从稍微排斥洋务逐渐转化成“支持但是不参与”的色彩，直到最近因为谭延闿从家族的立场考虑，必须“积累财富，为以后留有余地”，这才使谭钟麟的政治倾向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谭延闿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在谭钟麟的控制范围之内，若是出现了差错大不了赔些钱罢了，不会伤筋动骨，更不会影响到自己在官场上的根基。况且他已经老了，但是儿子却是非常年轻，在政治上迟早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根基，而放眼现今官场，掌握实权的人物诸如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些人都是洋务派的领军人物。谭钟麟年纪虽然大了，但是心中却明净的很——从曾国藩开始到现在，能够在官场上成为实力派的，要么有军功、要么有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洋务产业。而他也看透了，这生逢三千年未曾有过的变局时代中，洋人的玩意终究还是要替代土布油灯的，为了家族和儿子日后着想，发展洋务除了捞取更多的财富之外，更重要的积累儿子的政治资本。
两广总督府中传来的招募股本，由总督公子亲自商办纺织厂的消息没过两三天便在广州传开了，谭延闿将会出资五十万两白银做为先期启动资金，占有股本的百份之五十一，两广各界人士尽可参与投资购买股份合作办厂。广州的富商对此极为响应，广州做为中国最早的开放城市，其资历远比上海要久的多，这里的商人对洋务实业一点都不陌生，他们早就想投资纺织业了，可是由于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十年专利”的特权，任何人想要涉足这纺织业，都将会成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附属，广东商人对此早就非常不满了。
现在谭延闿筹办织布厂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谭延闿已经表示北洋大臣李鸿章已经来函确定了他们办厂的资格，并且享有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特权，所生产出来的布匹和棉纱于洋布享受运入内地同等的子口半税和免纳厘金。广州商人自然清楚中国对布匹的需求如何，现在有了正式的保障，又是他们最为熟悉的商办，所以积极认购股本，由于对织布厂的股本认购热情非常高，谭延闿和他的幕僚们不得不暂停认购，而是核实认购人的实力之后，登记在册，最后遴选出最好的合作伙伴一起来筹办织布厂。
当然能够进入谭延闿花名册的广州富商，他们认购股本都必须规定在一万两以上的，否则认购人数太多必然会导致董事局的规模庞大，到时候不利于做出决策。等纺织厂建成投产之后一段时间，再正规的发行小额股本以进一步扩充股本，募集更多的发展资金，这也得到了广东富商们的理解和响应。
经过十天的运作，谭延闿和他的幕僚们最终敲定了合作人选，一共有二十八名广东富商最终成为纺织厂董事会成员，他们的认购股本金额加上谭延闿的总共有一百七十万两之多，他们也都一致同意在纺织厂运作一年之后，谭延闿再向股本中注资二十万两，最终获得百份之五十一的控股权。
加上谭延闿一共二十九人的董事会在经过了数天的讨论之后，确定了建厂的各项章程，甚至还包括了今后纺织厂运营良好需要扩容资本再次募集股本的时候，将会按比例稀释董事手中的股份，当然董事有权力优先收购自己比例内的股份。有了这个简单的董事局之后，“抵羊”纺织厂正式开始投入运作，织布纺纱机器则由董事会授权给谭延闿全权负责，董事局只有监督权力。
说起纺织厂的名称，毫无疑问出自谭延闿的“剽窃”，就连商标也没有放过，直接引用了两只绵羊相互抵抗的形象。在董事局会议上，谭延闿才发现这个商标和厂名是如此受到欢迎，形象贴切——他们办纺织厂就是要和洋人相抗衡，从洋人手中夺取利益，就连老头子都非常赞许这个“创意”。
“后人也许会忘记这个标志，但是在这个时代，不仅仅要挣钱，还要在挣钱的同时树立起民族自己的标志，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起到唤醒民族意识的作用！”谭延闿在董事局通过他的提议之后，心中非常激动的想到。
来到这个时代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但是谭延闿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心情激动——“抵羊”一个传奇的名字，只要稍微对近代民族工业有些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传奇的标志会因为他而改变。
“也许我可做的更多、更好，今天就是一个见证，今后我将更加用力的为改变而创造条件，让改变更多一些，向自己所期望的方向更多一些……”谭延闿紧紧的攥着手心中暗自想到。
也许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当抵羊纺织厂先期从英美订购的五百八十张织机和纱机五万锭子正在广州厂内紧张安装调试的时候，一个消息突然传到广州——九月初十（十月十九日），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准备大力扩充之际，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所焚毁，损失极为惨重，保守估计已达百万两之多！
远在天津的唐伯文通过电报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立刻发电给广州的谭延闿通报了这个消息，谭延闿也不曾耽误，这个时候上海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广东，他必须赶在消息到达前召开董事会来给抵羊纺织厂董事局成员们打气，所以虽然已经是深夜，但是还是派人将董事会成员召集在两广总督府幕友堂开会。
“天津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人对此的表示是：‘布缕乃民间日常所必须，其机器所纺织者，轻软匀净、价值尤廉，故远近争购……庶几华棉有销路，华工有生机，华商亦可沾余利，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园！’”谭延闿照着电报念道，念完之后还把电报发放给董事们相互传看。
在这个时候李鸿章做为清廷首屈一指的北洋大臣，他的态度是非常关键的，唐伯文将李鸿章的态度发电报过来就是为了坚定谭延闿办厂的决心，因为李鸿章迫切的需要有人站出来发展纺织业，每年从英国进口五千万两银子的纺织品几乎都成了李鸿章一块心病，和他同是洋务领袖的对头张之洞对此亦是心有同感，不过张之洞对此认识并不是那么深刻罢了，他办纺织厂最重要的目的还是看重了纺织的利润，好用这个利润来弥补钢铁厂的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