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陆逊也没有想到，苏杰的又一篇大作《高酒精含量的任务》把他推上了风头火势。

新高卢战记，喝酒地故事：日耳曼人不缺杯中物！

当时苏杰从魏玛城出发，他的马夫王中士随行带了一箱地葡萄酒，苏杰后来清楚那箱葡萄酒，作用是多么的大！

酒是日耳曼前线人际交往时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他们有一次乘马车到一个十字路口被拦杆挡住了，两个日耳曼民兵老头雷倒了所有人，他们居然扛着陌刀，配备着煤气罐装甲把守，他们脾气暴躁，一定要所有的车队往右走不得向前进，据他们说，这里已经接近前哨阵地，罗马人的弩炮和投石机发射地东西不时落到前路上。

老头好说歹说统统不给放行，任你扛出再大地军衔他们也不鸟你，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族以前地国王在他们面前也得听令行事。

来往的日耳曼人虽多，上前去都碰了一鼻子灰，谁都过不去，只得乖乖绕道走。

轮到苏杰了，王中士一本正经地打开了他带的地图道：“要绕道很远吗？请指给我们看看。”他用日耳曼土语道。

“不远，不过也有三公里吧。”一个老头随意道。

“嘿，那死老炕（鬼）骗我们，走这条路起码十公里！”王中士对苏杰道，然后他再用日耳曼土语与老头交涉起来。

两老头把头摇得好似个拨浪鼓，说前线长官有令，不允许车队通过，命令就是命令！

苏杰不耐烦地道：“我们绕道走吧。“

王中士另有主张，再强的命令也在王中士端出来的葡萄酒面前软化，当王中士给每个老头都端出了两罐酒时，俩老头就象饥肠辘辘的人见到了食物似的，把陌刀插在地上，抢过酒罐，把栏杆抬起来。

马车沿着空无一人的大路上全速飞驰，左侧方能够见到罗马人军营城墙，帝正在围攻他们。

大概，马车目标不大，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攻击，王中士得意洋洋地道：“大记者，看，你吓得象一个女人似的！”

他告诉苏杰道：“那些日耳曼人车队里也带有酒，可是他们为了节省一罐酒，会走到何等极端的地步，他们宁愿走多十公里！

在前进的道路上，苏杰再一次确信他的同路人是一个何等聪慧的人啊，他们的马匹跑跛了脚，需要更换，又是拿了几罐酒去，搞定了一个后勤车队的日耳曼长官，从他手里换了一匹膘肥体壮的欧洲大马，跑得又快又稳！

同样在进入一个新攻陷的兵营里，三名日耳曼民兵在营门拦住苏杰他们的去路，显得特别严厉，反复查看他们的证件，说长官下了命令不许任何人进入，据说里面存有不少军用物资，以致于以华族的脸充身份证也无效（以前在大部分地区是畅通无阻）。

但是，当葡萄酒一拿出来，三个民兵就很好说话了，态度生硬的脸变得热情扬溢，其中的一个人甚至走到马车前拉着缰绳为他们开路……

苏杰不禁夸奖王中士的英明神武，王中士不好意思起来，说前线就是那么办理，华族的脸加上葡萄酒，包您什么地方都去得！

他后来发现，高卢前线上日耳曼人简直是把酒来当饮料喝！

按理，军队对酒是严格管制的，为什么在高卢前线上日耳曼人居然有这么大的幸运想喝就喝，爱喝就喝？

他写出了新一篇报导，文中说明：

酒是最重要的军用物资，日耳曼人可以不要钱，不要休假，不吃肉为帝国打仗，为帝国出生入死，不怕牺牲，但在对待啤酒的问题上，就不是这样了。

帝国后勤部门在去年，为其在高卢前线的日耳曼人平均每人每天运送了半升以上的各种酒类，平时喝啤酒和葡萄酒，有时奖给白酒，考虑到交通的不便，在酒类方面花费了大力气去运输。

《时代》周刊的标题是《高酒精含量的任务》：“我们是在高卢打仗吗？”这个问题将被：“作为一个军人，我是不是喝得太多了？”所取代。

登出来后，兵部的官员则试图为陆逊辩护，以客观的事实对待这个问题，兵部新闻发言人秦大刚说，帝国日耳曼军团的军人每天被限定只能喝两罐啤酒（约五百毫升），并且在值勤时不能喝，因此，他们出勤时是清醒的，无妨于他们上阵打仗。

同时，带领日耳曼人的华族军官不是酒徒，他们带兵是可以信赖的。

问题是帝国的军纪，禁止军人们在平常打仗时喝酒，除非是遇到国家法定节日和大行动之前。

事实上，陆逊治兵，统率日耳曼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酒的威力，听从纪律奖给酒，打胜仗也发酒，他是试了又试，才发现酒是日耳曼人最好的刺激物。

报导发表了，消息飞快地传遍整个日耳曼军队，听说有个叫“苏杰”的人主张给他们禁酒，结果所有的日耳曼人都诅咒苏杰该死，部队长官说不发给酒给日耳曼人喝，存在兵变的可能！

苏杰的禁酒主张最终不了了之，真要禁酒，那得把近十万的日耳曼兵关起来戒除酒瘾，这几乎是“impossible”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