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政治声望的保皇党虽然失败了，但是在民国建立之后，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并没有沉默下去，反而被袁世凯等执政者重用，反倒是打赢了舆论战争的‘国党’一直延续着乱党的身份。

气节！

就成了心有不甘的‘国党’报人对保皇党，乃至梁启超攻击的唯一手段。

有前因，有后果，蒋中正被奚落，甚至在浙江被羞辱，立刻引起了‘国党’核心圈子的高度重视。当然这种重视是将一个已经消声灭迹多年的仇人引出来了。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梁启超很不厚道地嘲笑了一把孙大先生在广州被追随者变节追捕，狼狈逃跑的事实。连娇妻都不管不顾，只顾自己逃命的事实，就差指着孙大先生的面骂道：你这衣冠禽兽……当时刚刚逃到上海，还惊魂未定的孙大先生从报纸上看到这么一则报道，当时就气晕过去了。要是孙大先生的身体出了状况，还没有成气候的‘国党’，说不定就化成一缕青烟，消散开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起到孙大先生对‘国党’的作用，这就是精神领袖的魅力。

新仇加旧恨，让‘国党’核心阶层立刻将矛盾对准了梁启超，这个时不时抽冷子让‘国党’很难堪的家伙。

‘国党’上下同仇敌忾，以至于让原本给‘国党’丢了人的蒋中正也感到很奇怪，因为他在进入莫里哀路花园洋房，也就是孙大先生的寓居的时候，和他向来不假辞色的汪兆铭，竟然抿着嘴，一副有难同当的样子对蒋中正说道：“介石，你的敌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他对你的中伤，丝毫不减我们之间的同志情谊！”

言下之意就是，兄弟，不要灰心，看我们的。

老蒋脸上如同翻开的酱缸似的，五颜六色的，他心说：“我们有这么熟吗？”

更何况自己给‘国党’丢人是不争的事实，可怎么听汪兆铭的话，似乎自己不是出一趟远门，把脸让人用大巴掌抽肿了似的。反而像是做了一次了不起的工作似的？

这种疑惑在戴季陶的解释下，蒋中正才恍然大悟。

‘国党’在广州一役，锐气尽失，来到上海之后，虽然积极的和陈炯明的部下之间沟通，希望获得支持，将陈炯明在广州的政府推翻，让‘国党’可以重新主政广州。可惜，一来两地交通不便，消息传递受到地域的限制；二来陈炯明加强了戒备，不太好下手。无所事事，又遇到士气低弱的‘国党’核心们觉得如此下去，人心就要散了。

需要给自己竖立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必须具备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实力要弱，不能得罪地方强权；第二，不能在受到‘国党’最后的大本营可能被威胁的对象，比方说王学谦和卢永祥，派兵来上海，绝对能让‘国党’鸡飞狗跳；第三，不能让盟友难堪。

想来想去，就梁启超最适合。

‘国党’都知道，梁启超对‘国党’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非常看不惯，反之亦然。

而攻击梁启超还有一个好处，不管是孙大先生，还是梁启超，都是在民国的年轻人中拥有大量的拥趸的人物。双方的舆论战，很容易将‘国党’引为焦点，获得更多的支持。其次，梁启超这个人是有缺点的，而且缺点很大。

支持清政府，支持光绪，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逃到了日本。但随后清政府宣布准备立宪，他在日本坚决支持……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长期担任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高官。在‘国党’的眼里，这家伙是统治阶级的‘走狗’，是最凶恶的敌人，是要被打倒的对象。

当然，梁启超也不是一味的支持强权，他也反对袁世凯称帝，也反对张勋复辟。

可惜，作为政敌，敌人身上的缺点要被无限的放大，敌人身上的优点要全部忽视。

在‘国党’的宣扬下，不明真相的年轻人觉得梁启超就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墙头草，是不可信的。

躺着也中枪的梁启超，忽然发现这些天似乎周围看他的眼神多少有点怪异，当然，他浑然不知，或者装作浑然不知。看了几份‘国党’刊印的报纸才明白，原来南方的那群人又开始不安分了。

‘国党’有不少文人，写文章很顺溜。可梁启超也不是吃干饭的，他17岁就中举，一身本事都在笔杆子上，骂战一起，旁人有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大呼过瘾。

唯一看不懂的是王学谦，他原本担心蒋百里在宁波让老蒋难堪了，会造成‘国党’对浙江的攻坚，至少舆论攻坚是少不了的。可没想到的是，‘国党’竟然拐了一个弯，转手将仇恨值都按在了梁启超的头上，这让王学谦在纳闷之余，开始反思，‘国党’这么不靠谱，他和‘国党’之间的合作，是否也有可能被队友坑了的危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