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放国境

由于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方变得支离破碎。到了隋朝时中国已经几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而唐帝国尤其是贞观时期的唐朝更是当时世界唯一的文明最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地民商来往不断，就象今天的美丽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纷纷赞叹唐朝的盛世，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丽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时期的唐王朝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完全开放的王朝，比汉朝的仅限于贸易和传教还要开放，以至于各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来到唐朝一睹唐帝国的的风采，唐朝政府还在设立流所（和现在的使馆差不多），颇为开放边境和关口。极尽吸收外来文化和物质文明。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政治清平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丽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丽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政治，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美丽国的开国皇帝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

五、商业发达

中国封建王朝历来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贞观之治”总结

1.含义：在唐太宗统治时期，社会秩序比较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太宗的年号叫“贞观”（贞观年间为公元６２７～６４９年），历史上把这一时期比较清明的封建统治称为“贞观之治”。

2.原因：唐太宗引隋之苛政为戒，调整统治政策，纠正前朝之弊端，认识到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奉公，政府要轻徭薄赋。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善于用人，勇于纳谏，不断调整统治政策，他的个人作用也是“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

3.政绩：

第一，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用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的实行，使宰相的人数比秦汉时期增多，便于皇帝控制。

第三，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国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对西北等地区的管辖，另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第四，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这既是“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贞观之治”的内容之一。他重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长孙无忌等能臣。

“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唐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这个“大有胡气”的朝代中，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非常罕见。所以只有唐朝才能诞生专门的边塞诗派，诞生像“年年战骨埋荒外”这样的诗句。而至于“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种豪言壮语，则由于后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风气，甚至成为了古代史上中国人尚武精神的绝响。尤其是贞观年间，大唐帝国四面出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第一个时期，唐太宗时期，全面扩张，四面出击。

贞观年间是唐朝拓边最猛烈的时期，也是获胜最大的时期。贞观年间，唐朝依次取得了对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甚至可能还包括印度用兵的胜利。这些胜利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业。颉利可汗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中队活捉的草原帝国最高统治者。唐军出击定襄，痛歼突厥，活捉颉利可汗，也是唐朝历史上拓边战争中最辉煌的胜利。颉利可汗被抓到长安。突厥是唐朝最大的边患，作为同时存在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遭到毁灭，建立单级世界就变得容易多了。唐朝的另一个著名将领候君集奉命带兵修理骄横的吐蕃人。候君集通过夜袭击败了吐蕃军，斩首千余。吐蕃军退兵后，松赞干布做了颉利可汗也做过的事：派使者谢罪求和。但是他没有放弃和亲的请求。可能是被他的执着感动，7年后他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满足。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唐军再次远征，途中缺水，就刺马饮血，终于袭破伏允的牙帐，伏允丢下老婆孩子溜之大吉，不久在沙漠中被部下所杀。吐谷浑从此被纳入唐朝的势力范围。贞观十三年，高昌国失臣礼。高昌王麴文泰看到唐兵来得那么快，吓得大病起来，感到忽冷忽热（冷风如刀，热风如烧，呵呵），几天后竟然一命呜呼，由此作为第一个被唐军活活吓死的人而载入史册。

第二个时期，征战高句丽

高句丽虽然向新成立的唐朝朝贡，但实际上却对唐朝持怀有敌视态度。到后来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为援助处于高句丽和百济围困中的新罗(《新唐书》“(百济)与高丽连和伐新罗，取四十余城。发兵守之，又谋取棠项城，绝贡道”，新罗告急)，并统一被高句丽据有的“辽东”地区（当时的“辽东”的概念略同于汉朝四郡的范围，即中国东北辽河以东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被唐朝认为是“旧中国之有”的领土），唐太宗东征高句丽，放话给薛延陀：我们父子都要去打高丽，长安空虚，你要是想犯贱只管放马过来！（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所有皇帝中，敢这样对草原民族叫嚣的，唐太宗不知道是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这么生猛的话，薛延陀当时就吓得气短了一截（《旧唐书》载后来高丽用厚利诱惑薛延陀叛唐，但是“夷男气慑不敢动”）。

贞观十九年，唐军向辽东进军。唐太宗在路上对手下人说，四方基本安定了，就剩下这一块地方了，趁着我还没死，良将们还有精力，一定要解决掉。

夏季，李绩暗渡陈仓，突然出现在辽东城下，高丽兵大骇。营州都督张俭和另一个前面出现的优秀将领（也是个王爷）李道宗也率兵进入辽东，击败高丽兵，斩首数千。四月，唐军攻破高丽盖牟城，俘虏两万多人，缴获粮食十多万石。五月，另一路唐军从山东渡海攻破高丽卑沙城，俘虏八千人。上百年来中队第一次得以在鸭绿江边阅兵。

不久，李绩和李道宗所部进逼辽东城下。高丽军数万来援。有人建议说高丽军多唐军少，应该坚守。可是李道宗说高丽人仗着人多以为我们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我们就是要攻击他们，杀杀他们的锐气。李绩说9494，我们被派来就是负责替皇上扫马路的。现在马路不干净，我们怎么能躲呢。于是唐军处于劣势却猛烈出击，高丽兵始料不及，被冲乱阵型大败而归。唐太宗大军兵到后，把辽东围得水泄不通，日夜攻打。乘着刮南风的机会，唐太宗指挥士兵点燃城池西南楼，顺风放火。高丽军抵挡不住了，辽东陷落。唐军杀高丽兵一万多人，俘虏一万多人，此外还有百姓四万多人。

攻克辽东后，唐军继续向白岩城进发。乌骨城派兵一万支援，被唐军击退（此战唐军只用了800人）。六月，白岩城不战而降。唐军继续向安市进发。高丽将领高延寿等人率领靺鞨、高丽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击败。高延寿向唐军乞降，来到唐军军营，一进门就跪下，挪动膝盖向前，拜伏在地。（《资治通鉴》上说“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命。”）唐太宗对他们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自唐以后，还有几个中国的皇帝能对任何一个外国说这么狠、这么长志气的话呢？）高延寿等人“皆伏地不能对”。唐太宗将降军中的高丽军官、酋长三千余人虏往中原，其余高丽人悉数释放。

安市城小而坚，唐军围攻数月不克。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而这种方式过去一直是唐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最终唐太宗决定暂时停止这次出征。9月，唐军班师。这次征伐高丽，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在唐军，战士阵亡的约2000人，损失最大是战马，损失了七八成。

此战虽重创高丽，但是战事旷日持久，耗费巨大，最终却未能灭亡高丽。因此，唐太宗认为这战属于战败了，痛心地说：如果魏征还活着，肯定不会让我进行这次远征。但这战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这是自三国时期毋丘俭攻破高丽屠王城以来上百年中队第一次真正战胜高丽人，收复了今天辽宁一带很多南北朝时期被高丽夺取的土地，为今后唐朝彻底征服朝鲜打下了基础。

贞观二十二年，倒是有个印度的**曲。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连战三天，印度军大败。唐军斩首三千余级，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此外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匹。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也是人，人无完人，是人就有错误。贞观后期，唐太宗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先从纳谏开始体现出来。贞观十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这是唐太宗走向一些错误的开始。

一是征伐高丽，这个被某些人认为是某些人认为是错误的举动，但是，纠当时形势来看，此征是必要的和需要的。第一，发动战争的责任是高丽，高丽悍然进攻唐朝附庸国新罗挑起战端，为了维护权威，唐需要发动战争来保护自己的附属国的利益。第二，战争中，唐军是正义和人性的，这也是保证唐军损失非常小的一个外在条件，在唐军攻占的城池中，均拥护唐军。但是由于为了保持正义性和人性化，导致偏求稳，而使战期拉长。第三，唐军的撤退和后续战争，充分体现了李世民的胸怀和高超的战略思想，唐军以2000人的损失消灭高句丽数十万人，千古罕见。撤退之时，敌将城墙跪拜，也实属罕见。唐军后期的军事骚扰和政治封锁，使高句丽的实力每况愈下，最终高宗消灭这一小丑。

还有奢侈现象的明显增加。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这些使唐太宗后期没有前期勤俭，但是比康熙，乾隆等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还有一个大的错误就是参与史官所写的起居注当中。这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朝政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唐太宗这个名君却犯了一个颇大的历史错误，影响干预了史官的公正性。当然，没有任何完整证据表明太宗大量歪曲历史。同时，不仅仅是太宗，自春秋，看史者何止数百，董狐直笔，陈寿索贿，太史被宫，不要说清朝的文字狱了，另外，许敬宗和武则天对李世民并没有好感，这样表明，唐初历史应该具有可信度的。

不过，系数一生，唐太宗毕竟是个名君，在晚年也反省自己晚年过度奢侈糜烂的错误。他对太子李治教诲时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你应该从历史中找古代的贤明帝王为学习的典范，像我这样的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许多错事，比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常有兴造，犬马鹰隼没有不去的地方，行游四方又劳民伤财，这都是大错，你不要以为这都是好事，总想学着去做。”

在636年（贞观十年），辽东战役回来时，唐太宗得病，此后一直调养，由此开始服用方士提炼的金石丹药。先前唐太宗还曾经嘲笑秦皇汉武迷恋方术和寻求丹药，现在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到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得了“风疾”，烦躁怕热，便让人在骊山顶峰修翠微宫，第二年，派人从中天竺求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由于长期服食“延年之药”，结果使病情不断恶化。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终于不治身亡。享年仅五十二岁。太宗之死成为一个谜。<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