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监察机关，沿袭唐制，中央设御史台，下设三院，一是台院，侍御史；二是殿院，殿中侍御史；三是察院，监察御史。御史台设有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名义上是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但宋初不除正员，只作为加官，授予其他官员；检校官带宪衔的，有检校御史大夫。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御史台的真正长官，称为台长；副长官是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官的职掌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小官，都在御史监察弹劾之列。官阶低而任殿中侍御史，或监察御史者，称“监察御史里行”。此外，还设推官二员，专管审理刑事案件。三院御史上疏言事，评论朝政或弹劾官员，按规定必须先向中丞报告。仁宗时，刘筠任中丞后，御史言事就不必请示本台长官了。宋代的御史官人数没有定制，可多可少，随皇帝意旨而定，除御史中丞较固定外，其他御史可随时增减。
宋朝的官制可能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复杂难以弄懂的，王静辉为了以后能够掌握社会变革的动向，所以在这方面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不过通过对宋朝官制系统的研究，他倒是发现宋朝官制系统虽然有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唐代、五代，但宋太祖的“叠床架屋”政策使得唐朝和五代沿袭下来地官职系统已经完全变化了。考虑到后世的一些官制模式，这么算下来宋朝的官职系统应该是承上启下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刻。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倒是让王静辉感到非常意外，毕竟后世正统历史一直都把宋朝归为“窝囊宋”，尤其是它的官职系统倍受诟病，可是元明清三朝几乎都受到了宋朝的影响，尤其实在官职系统上更是如此。比如地方官的监察。在宋代由通判负责。同时，皇帝还经常派遣转运使、按察使、观察使到各地去监察，这些都属于外任御史。转运使本来是管理财政地，但也兼任监察官吏。后来在安抚使之上设宣抚、制置二使，不领州而位在诸路帅臣之上，成为一路之长官。开元代行省承宣布政司，开明代按察司制度之先声。
宋代的谏官称为司谏、正言。谏官的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实际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职，最终便混同御史。专司监察官吏。按规定，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称为“月课”，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点情况就向皇帝报告，不必是否有据。当时称为“风闻弹人”，若奏弹不实，谏官不必受到惩罚。如果御史台的谏官上任后百日之内无所纠弹，则罢作外官或罚“辱台钱”。这种规定更助长了御史滥用弹劾权。在几年前王静辉就见过御史唐垌曾面弹王安石，胡说一通。但皇帝赵顼也不加责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牵制，无可奈何。按规定。台谏官不能由与宰相有关系的人来担当，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荐，因此，台谏官与宰相的关系极为紧张，当时人说宰相与御史台是敌对的营垒，互相仇视。
王静辉知道御史官在宋代以前与台谏官分开，不过在这个时代根据他的观察实际上是合二为一，主要用以监察官员，看其是否忠于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于职守。虽然历代均如此，但宋代尤为突出。在这个时代随着皇权地加强，谏官对皇帝的过失更不敢有所规劝，因而谏官与御史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弹劾官员为责，这种变化导致了后来台谏的合流。
王静辉在弄懂了宋朝的监察系统之后，不禁为宋太祖拍案叫绝──很难想象一个武官出身发动政变登上皇位的赵匡胤居然有如此远见，当然这不排除当时赵匡胤身边诸如赵普等能人地相助，但能够接受谋士的建议这本身对于一个皇帝尤其是一个武将出身只信任武力的皇帝来说更是难能可贵。
宋代中枢机构的行政、军事、财政、监察这四种大权分得十分清楚，而总之于皇帝。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日趋严密，甚至达到“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地程度。王静辉甚至还看到过这么一条记载：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薰笼，数天未成，太祖怒责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须经过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许多关口，等到逐级办齐手续后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语“依”字，然后方可制造，宋太祖听后大怒，问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即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回答说：“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听后转怒为喜说：“此条贯极妙！”
如此严密的官职体系真是让王静辉无从下手，他此时到真有些佩服“变法皇帝”赵顼了，历史上所发生地元丰改制是在王安石去相之后，这完全是由赵顼一人着力推动，将名不副实的旧官职能够取消的全部取消。虽然元丰改制在王静辉看来效果比现在强不了多少，而且改制的依据是源自《唐六典》，但也算是一种尝试突破了，可惜结局并不算是完满，而且改革官制时，有人建议，把军事机构枢密院也并归兵部，赵顼驳斥说：“祖宗不愿兵权归执政官，所以专设官统领，以互相节制，怎么可以废除！”改制后，枢密院仍保持独立的军事系统，并不断加强了军队。
与当前官制改革地主流思想不同。王静辉并不在意那些沉冗复杂的官职体系，其实以他后世的眼光，在后世的时候官职体系远比现在庞大复杂地多，而且顶着官职不管事白拿高薪的人更是海了去，有过这种经历后他反倒不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对冗官畏之如虎狼，相反他倒是认为若是强行打破现有局面实现精简行政机构地话。反而会惹得天怨人怒反过来在旧有势力的反扑下弄得变法挫折重重。
官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固然是使得政令通行更加顺畅，执行更加有效率，最重要的还是精简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但是王静辉更觉得官制改革更加有侧重点──反才是现在真正要做的，至于王安石他们的想法则有些太过急于求成了。
正因为对官制改革的期望不同，大宋统治高层对官制改革的建议也分成了两个派别，不同地是这一次司马光和王安石走到了一起，他们的主张是精简机构；而王静辉则是提出了反才是最重要的任务，要通过官制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将原有的官制体系中地监察部分得到扩充。使其工作更有效率，以便遏制现在越来越猖狂的官员问题。
福宁殿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天，这完全是在照顾王静辉，因为他的身份是不可能公开站在垂拱殿上独立门户的。这几天来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也把王静辉折腾的够呛，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王安石和司马光居然会取得这么一致地意见。不过由于他的出现使得宋朝的历史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了。王安石和司马光本身就是好友，只是因为政见不同才走上陌路，王静辉一直就在努力协调两人之间地关系，以便减少党争对国家的内耗损失，并且同样也是因为他在隐隐压制王安石。迫使其将变法速度放慢，尤其是在变法派经过王安石的整顿之后，倒是多少有些大显身手的样子了。这也使司马光对变法派的改变多少有了些好感。
现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固然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但他们之间也并非没有分歧，只不过是大的目标相近而已。司马光不是很看好王静辉想要通过官制改革来解决问题，但他却对王静辉的放缓清理虚职官员的建议非常赞同，这也使得王静辉不至于在福宁殿会议的第一天便败下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