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将论文寄了出去，剩下的时间，就想专心的抓几条头犬回去。

他的要求太高，够水平的往往不愿意拼命，能拼命的往往不够水平。

当然，后者永远是比前者多的。80年代愿意拼命的人太多了，农村里，愿意为一百块而拼命的青壮年没有5亿也有4亿，然而，他们最好的出路仍然是去建筑工地和工厂。

实验室里的工作很简单，重复性工作也非常多，按道理，99的工作，都只需要普通初中生毕业生的水平就足够了。

问题在于，剩下的那1的工作交给谁？难道教授让你晚上值班，你凌晨三遇到了不会的工作，就打电话给教授吗？

更重要的是，不会做那1工作的人，很可能也没有能力分辨，哪些是99的工作，哪些是1的工作。

另外，就是正确率、效率和成长性的问题了。

实验室里剥削科研汪的确是很惨无人道的，通常来，一条科研汪在成为头犬，一条头犬在成为科研白领的过程中，起码有两三年的时间是起的比鸡早，干的比牛多的，但这样的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长时间的努力工作，带来的是飞速的成长，这也是科研世界最有效的培养方案了。

为了让科研汪们顺畅的工作而付出的培养经费，实验耗材换算成钞票，比培养一名大学生贵多了，这样的高成本，自然是需要对被培养者先行进行筛选。

杨锐遇到的问题，就是缺少大量的被培养者。

起码要到0年以后，中国的大学才能提供大批的年轻健壮的高素质廉价劳动力，中国的科研才有快速发展的空间，而在此之前，中国的高素质劳动力要么是在欧美国家廉价出售，要么就是在国内高价出售，而且往往还称不上年轻健壮——当然，国内的高薪可能还比不上国外的血汗工厂的薪水，舒适性却远超后者，去哪里又是不同的个人选择了。

为了找到并服合格的头犬，杨锐上课上的非常勤快，还主动增加了半天的答疑时间，通过与学生和年轻学者的直接接触，悄然拟定了一份名单，并密切观察。

清华还不知道杨锐的这一层目的，只当他是热心于授课，因此还很大方的提供了一间临时办公室。

临时办公室的房间不大，但有成套的办公桌和办公用具，以及热乎乎的炉子，顺带有水壶、脸盆等简单的生活用品，倒是非常方便，自己愿意的话，中午甚至能用炉子做一些简单的菜式，或者单纯的热饭都可以。

杨锐由此恢复了高蛋白质摄入的生活，没事带红烧牛肉红烧排骨红烧肥肠红烧鸡块什么的，很是滋润。

于是，每周除了上两节课，杨锐还会再花费半天时间留在清华，后来，上课结束，杨锐也不急着回去了，而是到临时办公室里坐一坐，将带来的食物通通消灭，顺便修改《基因组学》的后半部分。

杨锐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利用不同的空间来分割不同的工作。

他在华锐实验室里做pcr的后续研究，并努力向二代pcr靠拢。离子通道实验室除了许正平等人的研究组以外，如今正在做基因测序的前序。

到了清华的临时实验室，杨锐就将时间用在整理《基因组》的撰写中。

他准备写4篇共16章，一直写到分子系统进化学。按照正常的进化规律，要研究这么多的东西出来，怎么也得十几二十年，就是做的快一的，也得十年八年的。事实上，很少有年轻人写出大部头的学术专著的。

一方面，是年轻人的积累比较少，论文可以是精妙的创意和好运的实验拼接而成的，专著就很难做到了，动辄数百页的内容，肚子里没货是很难写出来的。

另一方面，年轻人也没时间写书，几百页的专著比几百页的论文都难写，尤其是《基因组学》这样的开创性工作，积累十年写五年是很正常的，此类专著也不是特别追求时效性，往往是有了大量的前人的研究工作以后，才集合成书。

不过，正是因为困难才显的珍贵。

学术界是不谈奇迹的——任何非凡的工作都称得上是奇迹，而拥有世界上最多非凡之人的领域里，做出了非凡工作的人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