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建议道：“薛郎身在上郡，节制关北地区所有军政，当此之时责任重大，建功立业尚在其次，最重要的要早作防备，至少抵御叛军放突厥人进入关中地区。”</p>

张九龄也同意道：“张仁愿虽为汉将，但身有谋逆大罪族灭之危，大事便在他的一念之间，咱们不能完全保证他会继续依托安北军镇抵御突厥，应早作打算……朝廷连年用兵，国库耗费战士死伤者不计其数，此时为了稳定局势，切勿急动大军作战，昔者隋帝穷兵黩武致使国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望王爷慎行。我建议通过在朝的突厥使者联络上突厥王庭，暂且与之议和，如答应资助粮帛、释放偷袭被俘的俘虏，或是答应其联兵对付契丹等事，拖延时日待朝廷元气恢复之时，再图大计。”</p>

薛崇训点点头：“主战兵力只有三万，加上各城各镇的守军联合布防，只能防备无力出击，也只能如子寿（张九龄）所言了……不过前段时间我想出了一个计策，欲劝说被俘的李义珣之妻龚氏与我联手‘揭发’李义珣张仁愿的奸计，让天下人知道张仁愿等人为了谋反，欲借突厥兵，作为报酬答应突厥人事成之后洗劫长安洛阳等地……”</p>

王昌龄一听大喜，马上一拍大腿赞道：“妙计！此文一出，关内上到士族下到黎民定要唾骂张仁愿。虽然真假难辨，但张仁愿就决不敢放突厥人入关，否则天下人就会认定揭发之文属实，他身败名裂受万世骂名是少不了的，这样一来不说大失人心无人支持，就说再起兵造反能图什么？”</p>

薛崇训道：“为了增加揭发的可信度，让李义珣的正妃出面是最好的，不过我暂时还没说服她。”</p>

</p>

王昌龄道：“她不愿意也没关系，咱们俘虏了嗣泽王妃已是事实，人们都知道龚氏在薛郎手里。这时候薛郎以龚氏的名义传出揭发之文，便合情合理，不过之后不能让龚氏乱说话，省得薛郎被指责欺骗天下的恶名。”</p>

薛崇训一琢磨，点头道：“少伯这么一说，也是个办法，她实在不愿意出面，咱们借个名义就好了。”</p>

幕僚们一合计，说干就干，王昌龄也不推辞亲自动笔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文章。虽然是假借之名，但王昌龄觉得干这事儿是合乎百姓社稷利益的好事，所以就毫无心理障碍，写得那是一个通顺。他虽然受到重用之后没闲心写多少诗了，但才华明摆着，写篇文章不是信手拈来？</p>

名曰《嗣泽王妃告天下书》，文中惟妙惟肖地将王妃如何在内府听得张仁愿和李义珣密议，又如何在“小义”与“大义”之间权衡，各种细节犹如王妃的自我剖析，完全以女人的心理来用词用句……显然描述女人心思的好诗文都是男人写的，不然哪来那么多叫好的闺怨宫怨诗，那些诗敢情真是出自怨妇之手？妇人那是有苦说不出，只有才华通达的文人墨客才能将其述诸文字啊。</p>

最后落名“武陵龚氏”，作为原始材料，按理应该加个手印。王昌龄见不到龚氏，又图省事便心道：龚氏贵为王妃，定然从未受过刀笔吏之辱，也就不可能在什么纸上留过手印，反正是难以考据的事儿，再说原档肯定是存入朝廷内部，传达出去的都是重新手抄的复件，哪里去辨真假？</p>

于是他便随便拉了个丫鬟，让她在纸上按了手印了事。</p>

那丫鬟还被吓着了，哭丧着脸问王昌龄：“奴儿不识字，明公让奴儿画押的是什么东西，卖身契么……”</p>

王昌龄没好气地说道：“你已经卖过身了，再卖一次关什么事？”</p>

“二龄”这帮幕僚团到了薛崇训身边后，办事是相当效率靠谱，不出一天工夫，“告天下书”就快马出了上郡，直报长安。</p>

这件事的内幕只有政事堂那几个老油条知道，其他人半信半疑但无从考证真假。朝里那帮文官也不用管真假，反正是给张仁愿脑袋上扣帽子的东西，一口就认定是真的，然后通过政事堂发布正式官报，以京师长安东都洛阳为中心向周围广大的地方官府传播。</p>

更过分的是驿站上粘贴通缉文书官府政令的告示牌上都贴上了，在长安政令尚且畅通的条件下，这种消息传播的速度并不慢，要不了多久就搞得路人皆知……读书明理的人当然会多个心思对文章持保留态度，但是那些普通商贾百姓听说了就很容易被蛊惑，自然是一个劲地唾骂张仁愿忘祖背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