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本来就是有利润的，利润的大小取决与成本大小和购买方的需求度。

成本方面包含了很多，简单来说是生产技术研究成本、生产资料成本、人工成本、宣传成本、运输成本、税收成本。

大唐商人卖给别地方的商品成本高不？自然不高，真要说高，高在技术研究上，运输上有保险跟着。

赚取的利润却不少，因为需求方没有相应的技术，而且还想要拥有。面对这样的情况，不抬高价钱的不是商人，是慈善家。

被有些人一宣传，能卖得起的人无所谓，大唐生产出来的手表是奢侈品，他们想买便宜的，但不想在本地买，在他们无法亲自到大唐购买的情况下，他们反倒是希望商品的价格成逐步上升状态，尤其是他们已经拥有的商品。

即使一个不了解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人也知道，拥有奢侈品就是拥有地位。

如果今天买的手表需要用一百只羊去换，明天同样的手表变成八十只羊，后天是六十只。

结果是此种手表卖不出去，没人买，即使它可以看时间，即使它很漂亮。但它在贬值，贬掉的不仅仅是羊的数目，还有拥有者的身份和地位。

买不起大唐商品的人考虑的相反，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无法比上有钱有地位的人，就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来让有钱有地位的人损失。普遍的社会个体思想，不分体制，很复杂的社会关系，很简单的社会心理。

背后使坏的人，同样找后者，告诉他们实际情况。他们买不起，但他们会当成将要消费的消费者那样挑剔和指责，指责大唐商人把廉价的东西以昂贵的价格卖给他们，让他们付出更多的代价。

他们会抗议，他们会要求，让大唐商人把价钱降下来。

大唐商人不可能降价，他们要维护产品购买地的有钱有地位人的利益，也要维持自己的利润。

于是想搞破坏的人继续宣传，让买不起东西的人积累情绪，准备着爆发的时刻。

哪怕使坏的人明明清楚，大唐的军事实力有多么强大，明明懂得被剥削地方的人攻击大唐人会受到严厉地惩罚，他们还是要去做，只为能给大唐添堵。

其中以日本人为甚，新罗已经被收拾得没有丝毫力量，而且因为接壤，陆路联系和海路联系频繁，不少本地人已经移居大唐，自然，也有大唐人殖民过去。

大唐人不随便殖民，不是没能力，是殖民过去，怕以后闹独立。大唐的军事实力还不行，主要体现在短时间远程打击能力不足上，故此不准随便殖民。

即使殖民的地方，可以拥有军事实力，但不让拥有军械制造设备和技术。

在日本有殖民，还有中国派去的官员，连带着日本人一同治理，画成一个个小区域，很多日本人已经认命，乃或非常喜欢现在的生活，觉得好好配合大唐官员，日子至少比以前强。

但日本离大唐近，文化传承得不错，不属于野蛮到连自己的文字都无法拥有的程度。大唐在发展的过程中，跟日本进行交易，尤其是前期蛰伏的几年，日本派人来大唐学习，贸易往来频繁。

有了文化就有了思想，看着大唐飞快提高，他们也想学，还想占便宜，学着学着，发现大唐开始入侵他们，一种比武力入侵更可怕的入侵。

新的入侵模式让他们初始时没弄明白，等有识之士发现的时候，大唐的经济、文化入侵基本上已经稳固，掌权者被腐蚀，大量百姓被洗脑。

有识之士不甘心，发动了很多次起义，结果一律被压灭，眼看着日本一天天落入大唐的手中，这些人为了复仇，为了心中那一点点侥幸，开始改变自己。

他们不再举行起义，也不叛乱，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到大唐，做苦力、做小买卖，甚至有的女人去**。

他们赚钱，他们学习，他们其实最想做的事情是干掉张小宝和王鹃，张小宝排在第一位。他们知道，王鹃同样很厉害，但通常是指军事指挥和基础教学上，而张小宝才是发动新式侵略的领头人与策划者。

他们有的人在港口附近做事情，他们亲眼看到，每一次得到张小宝的命令，大唐港口向日本运输粮食和限制粮食运输，日本在货币上就要损失一大截，看上去损失的是货币，但大唐不要日本钱，也不是完全不要，是普通商人不要，他们会用钱买回东西。

每一次损失，必然是资源流出。日本的有识之士总结过，物资流出，受侵害最大的是统治阶层的统治力和本民族的民族文化。

凡是张小宝亲自下令的动作，必然会造成日本民众对统治阶层的不满，同时又会在受到大唐的基本生存资料资助下而对大唐更倾心。

多么可怕的行为呀，多么该杀的张小宝呀。

半年前，他们组织中的几个人，说服了神户地区的一个地方势力庞大的准统治者，成立了一家与大唐钱庄差不多的钱庄，吸纳当地人的货币，想要找机会在跟大唐贸易和货币兑换方面占点便宜。

钱庄成立的时候收了不少钱，最主要的是大唐人还用抵押物低价借贷出去不少，利息很高，一个月的利息是百分之二，一年就是百分之二十四，赶上闰月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