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诸王请辞(1 / 2)

汉冠 雨落未敢愁 0 字 2020-06-20

 齐王府内。

满府缟素。

平东将军北海王司马寔,步兵校尉东莱王司马蕤,青州都督燕王司马机,以及新野王,齐王世子司马超,如今都聚在齐王府中。

满府缟素,自然也有清净之地的。

东莱王司马蕤是齐献王司马攸长子,也是齐王司马冏的长兄。

北海王司马寔,则是司马冏的三兄。

之所以最后齐王的位置给司马冏继承了,是因为不管是他的大兄,二兄还是三兄,都过继给其他无子宗王了。

譬如东莱王司马蕤就是出继叔父辽东王司马定国,封辽东王。太康四年,改封东莱王。

北海王司马寔继广汉殇王后,改封北海王。

至于已经不在人世的司马冏二兄司马赞,也是出继叔父广汉殇王司马广德。

到最后,反而是年纪比较小的司马冏变成最为年长,辈分最高的人,最后继承了齐王位置。

当然,这也是司马攸有意为之的。

在他诸多儿子之中,齐王司马冏是最为优秀的。

否则,他也不会将长子过继出去。

“诸位长辈,齐王已薨,天下势必大乱,如今留在洛阳可不是一件好事,万一陛下发疯了,老齐王的下场,便就在眼前。”新野王缓缓说道。

齐王司马冏的尸体,现在可就停在这府中啊!

“陛下既然已经将老齐王杀了,那便不会对其他人下手的,况且我东莱国山野之地,食邑少餐,不若留在洛阳为好。”

一边,北海王脸上露出犹豫之色,但还是轻轻点头。

“若是留在洛阳,那也是极好的。”

司马超脸上顿时露出着急之色。

“舅父,你国中食邑两万户,在封国之中潇洒如何不好?”

“这个...”

司马寔看了司马蕤一眼,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一边的燕王冷哼一声,他可是知道其中细节的。

“齐献王的儿子,恐怕就只有司马冏一个是成事的,其他二人,不足道也。”

燕王倒有这种口气说这句话。

他司马机是文帝司马昭之子,继承了武帝弟弟清惠亭侯的爵位。

泰始元年,封燕王,食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

司马机之国,咸宁初征为步兵校尉,以渔阳郡益其国,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镇东将军、假节,以北平、上谷、广宁郡一万三百三十七户增燕国为二万户。

与现在的司马蕤与司马寔不同,他是实权王侯。

燕国便是后世河北一带,也就是北京天津一带,在这个时候,那里可是有拓跋鲜卑,东部鲜卑横行的,燕国有兵,而且有强兵。

北海国与东莱国都在后世山东一地,齐鲁大地,自然说不上山野,但绝对不繁华就是了。

至于国中有兵,那就是更无稽之谈的事了。

况且,燕王的辈分,也比东莱王与北海王高一辈。

果然,被燕王一训斥,东莱王司马蕤与北海王司马寔顿时就不说话了。

他们之所以不想离开洛阳,当然是有原因的。

在这里,就得说一说西晋的宗王制度了。

曹魏时期实行“苛宗室”的政策,宗室诸王不仅封国小、地方穷、人口少,而且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甚至没有行动自由。

据史书记载,曹魏宗室诸王“游猎不得过三十里”,而且中央“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

所以说,曹魏宗室诸王表面上是风光无比的王爷,实际上却形同囚徒,还要时时受到朝廷的督察。

这里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有一次,陈思王曹植与白马王曹彪从洛阳返回封国。

兄弟二人因为很久不见,“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

就是说,曹植和曹彪想借着一起走的这一点点时间,来叙一叙兄弟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也被“监国使者”,即特务们拒绝了。

据说,曹植当时十分气愤,还特地写了一首诗,咒骂这些不通人的使者。

然而,曹植也只能骂骂而已,丝毫无济于事。

正是由于曹魏王朝“苛”诸王,所以“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就是说,曹魏的宗室诸王,人人都非常想做一个平民百姓,可是连这个愿望都无法实现。

西晋初年,朝臣们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有许多人认为,曹魏之所以很轻易地就被取代,正是由于其实行的这种“苛宗室”的政策,认为是这个政策造成了诸王毫无力量,无法发挥拱卫中央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晋武帝司马炎“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前前后后大约封了几十个同姓诸侯王。

从理论上来说,西晋诸王所掌握的权力应该很大,因为要想宗室诸王具备藩卫中央的实力,就必须给他们以实权。

然而,理论毕竟只是理论,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一项政治制度的建立或者一项政策的调整,必然要受到其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

什么叫时代条件的限制?

简单地打个比方,就是你不能要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们开宝马、坐奔驰,因为那个时代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和牛车。那么,西晋封国诸王的权力,要受到哪些时代条件的限制呢?

这个时代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从秦汉以来确立并得到巩固的**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更适合于当时的经济基础,这个制度在西晋的时候比较完善,不可能发生逆转,作为隶属于皇权的王侯封国,它所拥有的权力,必然要受制于**皇权。

第二个是,从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战乱,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西晋虽然再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受到重创的社会经济却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够恢复的。

最直接可以看到的就是人口。

晋朝最繁荣的当属太康年间,但是,太康元年的全国人口总共才只有1616万,和西汉末年2900多万相比,差距甚远。

如此一来,王国的规模和条件也必然要受到它的制约。

而且,根据规定,就是诸王所食之户,大部分的赋税收入也要归中央财政,诸王最后能到手的部分,大概是其中的三分之一。

以中山王司马睦为例,他的封国虽然一共有民户32000,但他却只能向其中的5200户收取赋税,就是这5200户的赋税收入,其中三分之二还要上交给西晋中央政府,他自己只能得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司马睦的实际赋税收入只有1400户。

燕王与北海王虽然有两万户,但最后税收也只有一千户而已。

更不用说是司马蕤食邑根本没有两万户,真正的食邑,其实数百户而已。

由此可见,诸王的财政权实际上很小,封国财政权的主体,仍然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其次,在王国官吏的任用上,诸王在事实上也受到中央的限制。

西晋初年曾经许诸王“自选其文武官”。但事实上,这种“自选”始终要受到中央的严格监督,更不可能随心所。

梁王司马肜曾自选张蕃为王国的中大夫,但张蕃这人品行不好,又犯过法,结果司马肜就因为选人不当,被“有司”参奏了一本。作为惩罚,他被削夺了一个县的封地。

有鉴于此,那些稍微胆小的诸王,也就不敢或不愿自选官吏了。

齐献王司马攸的王国曾缺少一位长史,但是他却拒绝自选,还专门下了一道命令,说:“选官用人,这是中央政府的事,王国本来就不应该插手此事。”

琅邪王司马伷在被封为东莞郡王的时候,也曾极力推辞自选官吏的特权,希望由中央政府为自己的封国配备官吏。

随着这种况的益增多,诸王官属的任命权大概不久之后,就全部交还给了中央政府。

王国的军队全部由中央政府配备,也就是说王**队的指挥权,实际上仍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中,诸王无权随意调动或指挥封国的军队。

由以上三点可知,西晋诸王无论财权、政权、军权,都要受到西晋王朝的严格限制和控制,因此,诸王封国不过只是**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一种特殊地方机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西晋诸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渴望留在京师洛阳,而不愿意到封国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