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主北京之后，梁明招来众臣商议驱满一事，大致方阵很快就定了下来。散了之后，汤心梓、魏成贯二人却再次入内求见。
听了二人的计划后，梁明差点都蹦了起来，“早满人做内应搞些事情出来？”这可能吗？
但事实就是事实，摆在他的面前，梁明只能选择相信！
这群满人人数不多，才了二十四个，将他们发展起来也不是北方处，而是清水教余后八卦教的分支----天理教。\\\
天理教，这个名头很响亮（可不是小日本的那个邪教）。后世对清朝稍感兴趣的人夺回知道这个名字，嘉庆十八年（1813）爆发地“林清犯阙”可是大名鼎鼎，肘腋之变从未有之（现在故宫隆宗门匾额上还有当时“林清特种部队”留下的箭头。斩首战术、特种作战。大师级人物啊！）
嘉庆皇帝曾哀叹说：“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就是这个清水教的余脉，由乌三娘出面第一个搞定地教派。出乎众人的预料竟然在京师发展了二十四个教徒，那当真是了不得。
对于这件事，梁明是极为的好奇，心里直痒痒。听了汤心梓、魏成贯二人的介绍之后。梁明才发现，原来自己认为上下一体地满族。在滋养百年之后已经慢慢的分化了，他们再也不是没缝地铁蛋了。
八旗人丁只有当兵者领取粮饷，余丁耕种土地。百余年间，下层旗人地亩己典买殆尽，家口却不断繁衍。生齿日繁与收入日绌的矛盾造成了以“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的状况。旗人的生活负担不能不随之加重。\\/\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说：“百年休养，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这是旗人穷乏潦倒的重要原因。
而经受了中华悠久文化熏陶出来地八旗勋贵可不会跟自己的同胞讲交情，利用职权对贫兵贷放银两，好比享有政治特权地高利贷奸商，贫困兵丁先是典卖土地房屋，继之以军马兵械，年米月饷，经济破产是饮止渴的唯一结局。
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八旗的原则。它从建立之日起，便以对旗人的严格管理作为重要的组织原则。但由于当时旗人各有耕地。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两事。未尝偏废，所以八旗的高度组织性非但不是满族发展的障碍，相反却是满族崛兴的组织保障。入关后，八旗组织的军事职能进一步强化，而生产职能却迅速萎缩。清统治者为了保证官兵地收入，建立起俸饷制度，并在顺治十一年宣布，准许家有4丁以下地出征旗丁，将旗地尽数退出交旗，“量加钱粮月米”，不啻成为旗人退出生产领域提供条件。
加之，八旗兵丁因为频年出征，无力从事农亩，只得将土地转祖给民人（汉人居多），加快了旗地转入民人之手的过程（再由汉人转入八旗勋贵）。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卫匡国在《靼鞑战纪》中指出了旗人脱离农业生产地影响，“这些人大部分都不会耕地种田，从来没有使用过锄和犁，只会舞刀弄剑”。旗人不事农耕，又不许经营工商，如果外出谋生，将被视为“逃旗”而受到重惩。旗人除了当兵食饷外，只能仰给于统治者的赏赐，终日无所事事，又沾染好逸恶劳的恶习。八旗一步步变为寄生性的社会组织，丧失了当年朝气蓬勃的活力。
对于京旗因不事生产而生计窘困的处境，满清皇帝也逐步有所认识。乾隆三十七年就曾组织京旗移垦，就是放宽对旗人下乡种地限制的一种尝试。堪称是260年前的，北京知青下乡运动。（汗）
至雍正年间，旗人逃旗之事举不胜数，而满人联手汉民联力抗租甚至发展到对抗官府的也是时常发生，虽然倒霉的都是汉人。到了乾隆中后期，抗租不纳类似事件，比比皆是。
正是由这个大环境，天理教才鬼使神差的发展到了二十四名满族同胞。（这样的也算是同胞了）梁明很高兴，人马虽少确实星星之火，是否可以燎原那就要看今后的运作了。
一番安排后，这二十四名代号为“二十四节气”的满族好同胞就分别散入了四面八方。梁明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二十四朵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因为他对满清的衰亡同样抱着强烈到极致的信心。
三明一暗，为了这些好处，驱逐百八十万满人了所花费的工夫又算什么呢？得失太不成比例了。
况且这百八十万满人散到了四面八方，乾隆老儿为了树立满清的威信，他就必须处理好这件事。可要想暗自百八十万满人，他们又要耗去多少的钱粮？又要画出多少的田地？
这些田地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都要从下面刮集，那又会触及到谁的利益呢？
在这个时候，乾隆即便知道如此作为乃是“滋敌”，可为了满族的利益，他也只能把毒药当水喝！
p：注1----乾隆年间出现旗人加入民间秘密宗教团体白莲教及其支派红阳、混元、一柱香等教门事件，甚至有宗室觉罗“不系黄、红腰带，交纳匪徒”的记载。
1803年（嘉庆八年）发生“御厨”满洲人陈德（一作成得）持刀“犯驾”事件，陈德是八卦教（天理教）徒。1813年（嘉庆十八年）又爆发“林清犯阙”的肘腋之变。畿南天理教首领林清，发动天理教起义，打出“朱明天顺”的旗号，组织200人直捣皇城。虽因计划欠周，行动过于草率而失败，却使朝野上下震惊一时。不少旗人与谋其事，宗室海康、庆瑶，汉军旗人曹纶、曹福昌父子，豫王府包衣陈爽，御书房满洲苏拉等先后被捕处死。未被缉获的则有“党中巨魁”包衣人祝现。少数八旗人户参加秘密会社的抗清斗争，并赞同“反清复明”口号，这是满族内部阶级严重分化的明证。仁宗在事后的“罪己诏”中不得不承认：“变起一时，祸积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