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贴出去的第二天，地方官员就报知了何裕城。何裕城得知后也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可这次招募是乾隆钦准的，又有和珅的关照他也不敢轻下结定，忙使人前往天津招来了查仁知。

这一点上，北方处早有准备。查仁知见到何裕城后，一副混不在意的表情，就差直说何裕城不懂行情，大惊小怪了。他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

矿场，劳动量大，危险性高，最重要的是生活检调，在澳大利亚不同于在国内，家人、故里都在，那地方千八百里不见人影。在这种情况下矿工时间一长的话，情绪大都激愤、暴躁，这种情况下无疑是很危险的。一个处理不好，那麻烦就大了。

而且海外不毛之地，懂得国语的洋夷很少，平日里领班下矿洞的自然都是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领班就需要是年龄大些的人，而且在矿工情绪激动时自己能保持平静。很显然，家人在身边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矿工的暴躁。所以说，招募规定的第三条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何裕城很满意，所以招募顺利进行。

中国人的本性是念家的，无论走到那里落叶归根永远是心中最后的一丝期盼，所以不到迫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背井离乡，到外地过活的。

而河南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到了迫不得已的境地了，自从进了乾隆三十年后，十七年间黄河闹腾了五次，沿河的百姓多是几次受灾，家底早就败破一空了。

清廷拨下的钱粮，相对于百姓受到的损失而言太少了，糊口渡日尚且不够，对于恢复生产更是遥遥无期。想要活过明年，绝大多数的受灾百姓都要举债借款，多少户百姓落的家徒四壁，幸苦几辈子积攒下的家底一遭全无。

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处的招募点天天络绎不绝，到了二月初各地已经招募倒了单身青壮三万余，拖家带口的则有两万户，总共已经不下十五万百姓了。

从河南到天津不不是太远，可十五万百姓明显不可能不行迁移到天津，走河运就是最适宜的方法了。

想要走河运，天津的绿营水师、直隶的内河水师就是现成的“船运公司”，和珅的一封书信联合查仁知的银票就等于“万能”。

虽然傅恒的大儿子福隆安一直看和珅不顺眼，可谁让他老弟福长安同和珅是穿一条裤子的呢？没办法。

福隆按不发话，乾隆后期地位最高的汉臣——东阁大学士梁国治也不会去触那个霉头，老头子六十好几了，已经是混吃等死的了，哪有心情关心这个。

而乾隆朝最有才干的阿桂，又是个与人留条后路的主，自然不会去找和珅的麻烦，于是这军船私用就模模糊糊的混过去了。

天津外海，移民局所属运船和雇佣来的几十艘商船已经整整齐齐的列在天津口，七十三艘大小不一的欧洲商船实在让天津水师的那帮子人开了次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