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卡尼基和肯尼兹·森成为了夏秋两季最繁忙的人物，英法两国有太多的邀请等候着他们，有太多出名的学者需要询问他们，他们成为了两国上层社会的宠儿，或许授勋已经距他们不远了。

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治之争、政治之争，等等等等，克劳德·卡尼基和肯尼兹·森自然不会明白太多的深奥理论，双方邀请他们不过是需要他们口中的“实据”，但是连汉语都不会的两个商人又怎会有什么实据，就是有那也是梁明特意使人摆给他们的，于是真正的倾斜出现了。

三十年前（1745）的英国对中国无疑是极为崇拜的，如今取得了七年战争胜利后的英国同欧洲的其余国家一样开始了对东方的怀疑，现在肯尼兹·森的到来使得众多学者有了“详实”的取证。

肯尼兹·森对于中国的印象仅限于脑后的辫子，趾高气昂的官员和值钱的瓷器和茶叶，对于中国的实况那里有什么了解？不过为了继续自己的“成功”，肯尼兹·森只好将自己两个月来同船上翻译谈论“心得”翻了出来，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句闲谈的说笑，竟惊动了整个欧洲。

2000千年的中国，施行了一种“征召制度”，就是选拔各地品德、才学出众的贤人出任官职。

1000多年前，中国施行了一种更先进、更文明的选举办法——科考，全国数以万计的学者经过考试，优秀者出任官员。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施行着一种内部考核制度，政绩优良的升任高官，不合格的罢黜官职。

几千年来，中国的官员体制中有一种“御史”的存在，他们是向皇帝进言纠错的，并且督察官员的腐败。

这四句普普通通的话，倾倒了无数的学者。因为在英国，不，在整个欧洲，官员的产生不过是出于国王的恩赐，或是世袭。西方的文官制度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相继施行。

梁明应该赏赐给肯尼兹·森十万两白银，他起到的作用岂是金钱可形容的。当然相比在英伦三岛的肯尼兹·森，身处欧洲大陆霸主之地的克劳德·卡尼基，他的表现同样出人预料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