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晖熟知历史，自然不会想不到这种隐患，但好在国家制度均是由他自己想出，又有一帮能够忠实执行而没有私心的部下，因此并不需要参照历史上已有的成例，而能够另辟蹊径，想出新的解决办法。或许一开始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士会十分不满，但在强权之下，他们只能认命，而等其适应了这套新的规则之后，一切都将不再是问题。

李晖的家乡是历年高考成绩都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江苏南通，自然知道各地教育质量的差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一是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二是中小学教师的水平不一样。”

对于前者，李晖并不是很担心，就算一开始还有家长意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不久之后也会明白。

因为在以后的中国，平民子弟想要出人头地，基本上只有上学、当兵和创业这三条出路，上学这条路不必多说，就算是从军，晋升也会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而自己创业的话也同样如此，文化水平没超过义务教育阶段的人撑死了也就能当个体户，想要雇人当老板，至少也得有更高一级的文化程度（五年制义务教育时，需要初中或技校毕业；七年制义务教育时，需要高中或中专毕业。），否则根本就没资格注册。李晖给所有人求学上进的机会，但如果自己不懂得珍惜，那就一辈子呆在社会底层吧，“造火箭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事是不会在这个时空的中国出现的！

对于后者，李晖认为，形成的原因主要是那些地区经济发达，生活条件更好，也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更能吸引优秀人才，而人才一多，经济发展就更快，形成了良性循环，而那些就算出了人才也留不住的落后地区则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无非两种，一是将落后地区的经济搞起来，二是设法让优秀的教师去那些落后地区工作。

一般来说，政府都会选择前者，但李晖却知道那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并不能彻底解决，像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精华地区，无论实行什么制度，经济发展都必定会走在全国的前面，想让全国各地的经济都赶上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反倒是后者虽然有难度，但结合李晖给新华夏制定的某些制度，至少理论上存在着实现的可能。

“以升学率作为教师职称晋升的主要标准，但考察的不是升学率的绝对值，而是变化曲线。由于先进地区的升学率本就极高，提升空间十分有限，想要快速提升职称，就只能去落后地区支教。嗯，还要规定升学率明显下降要降职称，降无可降就取缔从业资格，不怕他们不去！”，这就是李晖想出的方法，简直是缺德得冒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