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她写完了，人也长大了，她有时仍会想起他，想起那段跟着他的日子。只是越来越少了，她越来越忙，忙于自己的生意，忙于自己的生活。日子总是一点点一点点过去的，一个人在旅行中，看见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别人。

三年过去了。

那天的聚会，杨晓远几乎是最后一个到的。

大厅里的投影屏幕上在播中央一套的春晚，主持人喜气洋洋的念到“在法国里昂的华人华侨祝国内同胞新春快乐！”电视机这边爆发出一阵掌声和叫好声，大家自己给自己鼓掌呢。这是2008年的春节，领事馆，华商会还有华人学联租用了一家酒店的宴会厅办新春联谊。齐慧慧来了法国这么多年，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的中国脸孔聚在一起：学生，教师，派驻官员，商人老板，还有土生华侨济济一堂。

所有来宾要在留言簿上签字，经费有限，除了学生外，每人再交五欧元的活动费用。这个男孩签了名字之后也拿出一张蓝色的五元钞票来，慧慧看看他：“学生可以不交的。”

杨晓远笑着说：“我不是学生啊。”

她说：“哦，那好。”

他对慧慧说：“你是学生吧？你是在里昂二大念书，是吗？我圣诞节之前去过，好像见过你。”

小多在她旁边掩着嘴巴乐，对杨晓远说：“有这么明目张胆的打听底细的吗？”

慧慧也笑了：“不是，我早就不是学生了，给华商会帮忙的。”

这个杨晓远高个子，白皮肤，长得很好看，说话是北方口音。他把短大衣脱了，里面是套很考究的烟色西服，用小多的话来讲，这个晚会挺开眼的，起码这么齐整英俊的人物，从前在华人圈里是没见到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慧慧扒了一个花生放在嘴里：“你都结婚了，还这样品评男人，小心你老公修理你。”

小多咯咯笑起来：“你不说谁也不知道。”

那年轻的杨晓远可不简单，华商会的陈会长亲切的拍他肩膀。没一会儿，领事孙树军先生发表完了新春祝词，下来敬酒的时候跟他也是满熟稔的样子。但是此人不在华商会工作，又不是使馆的官员，不知道是什么底细。

时差的缘故，春晚看完了，才晚上八点多钟。有人在舞台上表演节目，几个留学生女孩唱了一首《隐形的翅膀》，然后“江浙楼”的老板带着自己的大师傅和伙计舞狮子，九点钟，第一锅煮好的饺子热气腾腾的上来，陈会长叫慧慧：“小齐，小齐，来这边坐。”

她因此跟孙领事，陈会长一干人等还有那个杨晓远在一张桌子上吃饺子，杨晓远就在她旁边，像是跟他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哎呀，要是有两瓣甜蒜就好了。”

慧慧没接茬，吃自己的饺子。

杨晓远说：“我是北京人啊，吃什么都得就点甜蒜。”

桌子上面别人都说话呢，他的声音不大，就只有慧慧能听清，她看他一眼，他可没看她，还是自言自语似的。

慧慧又夹了一个饺子吃。

杨晓远说：“我跟你说话你也不回答，你是哪里人啊？”

慧慧端着小碟子看着他说：“我啊？我是辽宁铁岭人。你在那里自言自语似的，谁知道您是跟我说话啊？”

杨晓远笑着说：“铁岭啊，哎呀好大的城市啊。哈哈……就您在我旁边，我不跟您说跟谁说啊？”

后来他俩没怎么说话，陈会长和孙领事的夫人问杨晓远股票的事儿，慧慧不搞这个，但是听他点评分析头头是道，给的建议都很确定且有力，不说什么模棱两可的话，直接告诉他们这个该买，那个得抛，很是一副指点江山的语气。他说话的时候，她看看他，年纪看上去还不如自己大呢，能耐倒是不小。

杨晓远其实比她大，比她大一岁。

午夜十二点放玩了鞭炮，陈会长给所有的来宾发纪念品，那是生肖造型的钥匙链。

杨晓远拿了一个说：“我属鸡的，都27了。”他又看看慧慧手里的那个，“你属狗啊？三十八岁还是十四岁？”

慧慧没好气：“我五十岁了。”

杨晓远笑起来：“对不起，对不起，得罪你了。”

这是个爱说话的机灵人，样子长得那么年轻好看，走到哪里都有好人缘，还开一辆银灰色的奔驰车，估计在法国混得有声有色的。

晚会结束了，慧慧送三个在小多的饭店打工的留学生回家，听她们议论这个杨晓远。

“你们注意那个人没有？穿烟灰色西服的，脸白白的，一嘴京片子的，那个，你们注意没有？”一个女孩说。

“啊，从前没有见过这位，也不是领事馆的啊，在哪所学校念书？”

“不知道，改天找人打听打听。”另一个女孩忽然想起来，“慧慧姐，你认识吗？”

慧慧在反光镜里摇摇头：“都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整个晚会我觉得孙领事最帅。”

她们都笑起来，孙领事应该是挺帅的，如果个子没有那么矮，头发没有那么少的话。

将女孩子们送回了家，她自己再开车回家。

她此时住在一个八十年代建成的公寓楼里，房子虽然有些老旧，但是却在一个环境和治安都不错的街区。一个五十多米的单位，两室加一个小厅，房间里的设施都很好，房东的每一个壁橱都是用香樟木打造的，因此这个房子从来不生虫子，而且打开卧室里南向的窗子，能看见罗纳河。

她浸在浴缸里的时候把收音机打开，午夜一点钟的新闻，什么五花八门的内容也都有。中国人刚刚过了农历新年，北非大旱不知会不会在这个春天波及一个地中海之隔的法国，著名的法国女演员和美国导演的私生子的照片卖了怎样一个天价……她忙了一天，有点累，差一点盹着了，头歪了一下，水进到耳朵里。

她赶快站起来，裹着毛巾从浴缸里面出来，用手擦了一下被雾气覆盖的镜子，看见自己，像每个早上都要喝清水一样，像每个晚上都要涂上薄薄的面霜一样，她把右耳上方的头发向后挽了一下，看见那个伤疤。

细细的暗红色，明明不长也不深，却怎样都不肯消失。

她想起三年前，自己在医院里睁开眼睛，整张脸孔都又胀又疼，用尽了力气稍稍挪动一下，然后在旁边的窗户里看见自己被厚厚包扎的整个脑袋。

她因为从帆船上跌下，头撞在了螺旋桨上，造成了颅骨的断裂，几乎丧命。

她苏醒过来之后，医生每天来看她数次，跟她说话，谈谈她的病情，又闲聊点别的事情，她却一句话都不肯回答，当几个穿白大褂的讨论是不是应该再做一下检查，看一看她的大脑神经会不会受到损伤而导致不能说话的时候，她终于张开嘴巴，声音嘶哑的问他们：“谁，谁让你们把我救活的？”

可是没有办法，人的生死像单纯的赌徒抽纸牌一样，老老实实，逆来顺受。该死的时候要死掉，被救过来又得残喘着活下去。

从四月到七月，她的伤渐渐好转，裹着头的白色纱布越来越少，一直到被彻底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