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道成借着刘氏皇族大乱的机会，结识许多英雄豪杰，麾下人才济济，成功积累了大批政治资本，为后来夺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沈攸之被迫上路，与北魏镇东大将军尉元展开交锋，几个回合下来，死伤惨重，尉元还特意把在正月战役中俘虏的冻烂双脚、只能用膝盖爬行的宋兵，悉数送还回去，用以打击沈攸之的士气，更让宋军壮志全无。

这时刘彧终于回过味来，认为不应该出军，于是紧急派人通知沈攸之回去。

而沈攸之已前进到距下邳五十余里的焦墟，陈显达奉命领军前往接应，双方在瞧清口会师。

魏将孔伯恭几乎同时赶到，大破陈显达和沈攸之联军，沈攸之仓惶败退，负伤逃入陈显达的营垒，龙骧将军姜彦之当场战死。

467年8月18日深夜，陈显达的营垒在过度恐惧中崩溃，军队四散逃命，沈攸之乘轻骑向南逃往淮阴基地，军用物资和武器全都丧失。

这场损失本来可以避免，刘彧不分轻重缓急，不看强弱形势，终于让部队倒了霉。

倒霉的不只有部队。

刘宋中级国务官徐爱，早在刘义隆时代就开始掌权，对于当时还是亲王的刘彧，一向没有放在眼里，刘彧怀恨在心，解决了一众侄子之后，很快就下诏列出徐爱的条条罪状，把他放逐到交州。

当然也有人占了大便宜，刘彧先前的侍从亲信就跟着“鸡犬升天”，巢尚之、戴法兴、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等人，全都获准参与政事，尤其阮佃夫、杨运长和王道隆，因为直接促成了刘彧称帝，所以倍受宠信，在朝中权力如日中天，无人能及。

这些人出身卑贱，长期从事下等工作，陡然成了人上人，变得十分凶暴，阮佃夫是其中的典型，当别人谄媚他时，立刻有赏，偶尔冒犯，灾祸立即临头，送给他的绢少于二百匹，连封回信都不写，住宅饮食宴会，豪华程度远超亲王，歌女的衣裳连宫廷都自叹不如，朝中无论大小官吏，没有一个不对他巴结奉承，阮家的奴仆差役，则纷纷破格提拔当官，车夫甚至都成了虎贲禁军指挥官，马夫甚至成了员外散骑侍从官。

部属如此，刘彧本人也没能强到哪里去，消停两年就原型毕露了，给百姓和朝野官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也让刘氏皇族在国内威严扫地，彻底失去了延续祖宗基业的希望，为新一轮的政权更迭埋下了伏笔。

崔道固和沈文秀等人若是能预见到刘彧未来的变化，应该不会那么卖命守城吧，为那样的主子图个什么劲呢，还不如早早归顺北面的敌人。

所幸他们没有等到刘彧黑化，就早早城破人降，否则心情一定更沮丧了。

468年2月14日，慕容白曜围攻历城一年有余，终于攻陷东门外城，崔道固无力回天，为了保全无辜百姓的生命，自己反绑双臂出城投降。

梁邹的兖州督导官刘休宾也无奈献出城池，慕容白曜把他和崔道固，以及他们的僚属，全都送到平城。

3月，慕容白曜大举进军包围东阳，对沈文秀下达最后通牒。

刘彧紧急任命沈文秀的弟弟、征北将军府大营军事参议官沈文静为辅国将军，指挥高密等五郡民兵从海路北上，援救东阳。

援军抵达不其城时遭到北魏阻截，又切断退路，沈文静无法前进，只得据守不其城，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最终城破被斩。

12月，慕容白曜率军攻入东阳西门外城。

东阳外无救兵，内缺补给，士卒日夜奋战，头盔铠甲不能离身，都生了虱子，可是却无背叛之心，硬生生地又拖了一个多月，于次年正月24日，终于抵挡不了魏军攻势，城池正式落入北魏之手。

沈文秀脱下军装，换上文职官服，手拿皇帝颁发的符节，端坐书房，静候敌人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