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焘北返之时，平城已经风起云涌，太子拓跋晃与宰相崔浩的矛盾终于迎来了最后的爆发。

因为崔浩功高卓著，且资历深厚，拓跋晃发现自己想要扳倒他，实在不好下手，但也不是说毫无机会，崔浩毕竟不是完人，总有破绽可寻。

前几年，拓跋焘曾让崔浩兼任皇家图书馆长，和高允一起编写《国记》，并告诫他说：“务从实录。”就是务必要真实，有一说一。

就是在这件事上，崔浩露出了难得的破绽。

但凡真实，有时并非完整的事实，拓跋焘虽说“务从实录”，无非是表现自己的豪迈洒脱而已，祖上那么多丑事，岂能全都落实到书本上，让世人传诵？

拓跋鲜卑从部落时代就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族内许多事都在中原的史册上留有印记，包括一些野蛮人都会办的蠢事，诸如**、杀亲、等等。

时过境迁，北魏俨然已是一个文明国家，起码明义上是标榜文明的，拓跋焘这个一国之君，岂能让国民发现皇族祖先的荒唐。

崔浩却以为无所谓，在他看来，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很平常的事，更能说明拓跋鲜卑的自强不息和励志精神。

然而拓跋焘的境界到底比不上崔浩，二人的思想观念相差何止一星半点。

所以当崔浩最终完成《国记》的编纂，并呈请拓跋焘参阅，拓跋焘的反应非常不好，可碍于面子，没有公开指出不满意的地方，而是佯装满意地让崔浩“精益求精”，继续打磨。

崔浩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便真的以为受到了皇帝的赞赏，在某些地方描绘得更加详尽透彻。

再次呈送拓跋焘过目之前，太子党的两个人成功补了一刀，把崔浩这个绝顶聪明的家伙逼向了悬崖的边缘，并最终落入无底的深渊。

档案初级助理官闵湛、郗标，一直在崔浩身边从事间谍工作，当然是服务于太子。

崔浩主持编写的《国记》完稿之后，拓跋晃立即就发现了自己等候多年的机会，于是悄悄制定了一个惊人的计划。

崔浩曾注释《易经》、《论语》、《诗经》、《书经》等古典著作，闵湛、郗标联名上疏说：“过去历朝历代学者的注解，都没有崔司徒的精确深刻，请陛下没收前人所注各书，而只让崔司徒所注的书籍流传，让天下的知识分子学习，并请陛下让崔司徒继续注释《礼记》、《左传》，使后学的人，得到正确的指引。”

拓跋焘固然没意见，当即批准。

崔浩最是自负自己的才学，得知此事，大为受用，便也上疏推荐二人，说他们有著书立说的才能，并与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没过多久，闵湛和郗标同时建议崔浩把《国记》刻在石碑上，用以显示作者的正直无私、秉笔直书的精神。

崔浩被捧得忘乎所以，竟然同意了这一行动，于是把《国记》刻在石碑上，竖立于平城南郊，就在皇帝祭天神坛的东侧，方一百步，共花费三百万钱才最终完成。

石碑排列在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人流量巨大，凡是看到的人，无不瞠目结舌、议论纷纷。

尤其是鲜卑人看到后，大为愤怒，认为崔浩刻意暴露他们祖先的罪恶，破坏国家形象，一鼓脑地上疏请求严惩崔浩。

拓跋晃大为兴奋，从中好一番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把崔浩打造成了全民公敌。

此时朝野上下尽皆看清了政局的风向变化，崔浩固然是三朝元老，功勋之高，朝中无人可比，但比起太子这颗明日之星，大家立刻就做出了选择。

于是崔浩瞬间成了孤家寡人，四面八方全都是对他恶意中伤的仇家，且都极具刨根问底之才，除了国史一案，甚至连崔浩年轻时拈花惹草，小时候偷梨窃桃一类的往事也扯了出来，好像崔浩所有的功劳都比不上所犯的错误，简直就是罄竹难书、十恶不赦的大罪人。

拓跋焘迫于外界压力，另一方面自己也确实比较生气，下令让主管部门侦查处理崔浩和皇家图书馆所有官员的罪状。

高允是编写《国记》的一员干将，本来难免受到牵连，但他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太子的老师，也即拓跋晃的人，所以命运就和崔浩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