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是人的通病，当自觉受到侵犯或是现实达不到心理预期，熊熊怒火就开始燃烧了。

但同样是愤怒，不同人的宣泄方式自然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解气了，有些人摔摔茶杯酒碗，最后怒气也能消散，还有些人像刘义隆和拓跋焘这种，手握大权，解决愤怒的办法就“高明”得多。

拓跋焘的暴脾气一早就显露了，相比刘义隆的不动声色，他是个典型的直肠子，喜欢就鼎力支持，不喜欢就立即刀剑相向。

盖吴起义使得北魏貌似平静的环境终于暴露出潜在的危机，这是拓跋焘绝对不想看到的。

地方官员贪污成性，这种事瞒不过皇帝的密探，但拓跋焘既无力解决，所以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众顺从他的意思，糊弄地过日子也就是了，一旦把残酷的现实揭露出来，拓跋焘恼羞成怒之下，可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谓的农民起义，有时不能盲目定性，说是“逼上梁山”，或是“贱民就是矫情”，都不恰当，应该综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既不能因为农民脆弱的表象而忽视其邪恶的内心，也不能无视他们求生求存的最原始最单纯的欲望。

北魏此时的大环境已然混沌不堪，虽然拓跋焘一统北方，可是相应的国家建设尤其吏治建设却没能跟上，而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

因此盖吴的出现有其必然，盖吴本人固然有一定程度的投机倾向，可如果北魏民众生活愉悦，衣食无忧，也绝不会有那么多毫无关系的人群揭竿而起，跟着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冒着灭族的风险造反。

拓跋焘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固有观念的禁锢，或许军事成就十分可观，其他方面就稍显逊色，终究难望苻坚之项背。

杀掉那些与盖吴互通消息的人，拓跋焘怒气仍盛，于是做出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决定。

崔浩笃信道教，厌恶佛教，从未间断在拓跋焘跟前抨击佛教的虚无怪诞，还浪费大量资源和财产，应该铲除。

除了信仰矛盾，佛教发展到这个时期，内部确实出现许多问题，至于浪费资源和财产，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崔浩的建议还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全是出于一己私愤。

但拓跋焘认为崔浩只是一心排除异己而已，担心会惹出大麻烦，并未对佛教赶尽杀绝，虽然颁布的政策很苛刻，但佛教仍有余地。

直到盖吴起义的出现，让佛教也随之遭遇重大危机。

拓跋焘抵达长安后，半好奇地进入了一间寺庙，于是一场祸事由此开端。

因为皇帝的到来，侍从官员依例在寺庙进行安全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在和尚卧室竟然发现好多武器。

拓跋焘听到报告之后，瞬间暴跳如雷，叫道：“这岂是和尚该有的东西，一定与盖吴勾结！”下令屠杀庙里的所有和尚，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而就在抄庙时，这场大祸终于走向高潮，将士们又发现了许多酿酒的工具和州郡长以及富豪委托寄存的财产，数目繁多，不可胜数，更发现几间窝藏美女的地下密室，经过询问得知，这些美女竟还都是被偷拐来的良家女子。

拓跋焘每听一项报告，心里就像被电击了一样，接二连三的怪事在寺庙发生，拓跋焘最后已合不拢嘴，脸色异常难看。

崔浩趁机进言，劝拓跋焘杀掉天底下的所有和尚，焚烧所有佛经，捣毁所有佛像。

拓跋焘听到这种建议，也不再感觉震惊了，为了保守起见，特别让人先四处调查其他地方佛寺的情况，结果与长安的大同小异，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慈悲为怀的幌子，极尽龌龊之能事。

于是长安的和尚先倒霉，全部被屠杀，佛经和佛像也被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