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年来诸事皆不堪，乐非情愿悲非甘。”十六名倨才自傲的青年文士围坐在一座破败祠堂的大殿中央，高歌纵谈，意气风发，四周点缀着诗稿、画卷、酒器、烟具，以及伶人伎乐、莺莺燕燕，这是公元一九二三年秋天曼谷文艺的一个精彩片断。地点是在青岩山右侧以宽宏著称的经公祠内。比起两百五十六年前由著名知识分子团体火铁社在这里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时的招摇，这次无论规模与影响显然都要逊色得多。如果不是与会者中一个名叫秦方权的帕尧人后来与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一番私人交往，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一一包括历史学家与书画史研究者一一这次聚会所偶然推出的一个冠名泰南社的纯粹书画组织，会在泰国的历史上产生如此大的声望与影响。说起来还真让人不敢相信，甚至就在当天早晨一干人兴冲冲订雇轿子前往青岩山开会以前，作为他们领袖人物的秦亦如——或者叫秦录昆，后改名秦方权——尚一连三天泡在所下榻的惠群旅馆对面的戏院里风流自许，力捧一个名叫鲁五云的当红男旦，于银筝凤管、彩幕红氍间俨然新一代的顾曲周郎。当然，这一切也许并不影响在后来的回忆录和各种传记里，其脸部浓重的传统画家脂粉逐渐为光采耀人的政治油彩所取代和任意涂抹。在书画理想与政治抱负之间上下求索、始终无法辨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大约是秦方权一生壮怀激烈而又牢骚满腹最致命的根源。

“秦方权先生在第一次联谊大会分裂后从未担任过林谦和他们相关机构的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的各种艺术主张，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虞海宁夫人《缅怀秦方权先生》）“先生画作立意高绝，题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致秦方权信》）而一贯以激情与浪漫著称的方自进先生更是干脆以一顶“今屈原”的高帽相赠。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与评价，秦方权的才华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颂扬。包括泰南社的历史地位，也从一个抵制西方艺术的同人书画社团，一跃而为“与中国画派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国民艺术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象，生平对艺术阶层一向不大感兴趣的塔万以及其他同仁对秦方权之所以如此推许，除了他艺术本身的天赋以外，恐怕还着眼于二战胜利后尽一切可能争取外部进步力量支持的大局。事实上，那时的秦方权不仅与风不悲，黎万凌、崔香凝、郑钧儒等被朝野视为艺术斗士，甚至因过于同情底层书画作者被林谦等人开除会籍也已有数年。一位拥有不可忽视的舆情力量与声望的艺术名人——这就是也许为秦方权自身所茫然不知的价值与筹码。而四年后塔万当政，当他应邀前往共筹大计，因所受礼遇和倚重程度与想象中相去甚远，从而大发脾气时，却明确告诉他：必须低调，不能有牢骚！接下来到辞世的近十年中尽管他被委以泰国艺术委员会委员、曼谷文艺馆副馆长等职，但与他心目中辅君王治天下或那首《沁园春》词中“问世间，谁人曾相似，千古英气”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难免已有几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当然，作为一名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传统画家的代表，秦方权的自负、简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里也一向大大有名。这一点甚至当他在泰国的文化艺术舞台上最初亮相时，就让人有幸好好领教了一番。如果现在回到曼谷经公祠初创泰南社的那个深秋的下午，就会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筹交错，言笑晏晏，诗兴逸飞之际，仅仅因为画作立意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当选为社长的秦方权突然就和社刊编辑、篆刻专家金树柏与好友和哲夫大吵了起来。由于秦方权的观点既偏激又霸道，加上他一向闻名的严重口吃，于激烈的争论中处于劣势也就在所难免。但秦方权随后采用倒地大哭这样一种极端方式确实令他的艺术同仁们都大吃了一惊，并一时不知所措。在二十年后写的《泰南社纪略》一书里，秦方权还在试图为自己当时所扮演的荒唐角色进行辩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篑子（金树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喜欢以极端手段处置个人情感上的任何压抑与窒碍，从行为学的意义上说，属于精神人格的某种隐疾。从他后来挂冠塔万总理府、想担任泰南社惟一领导的主观意图受阻时断然宣布退社、受林谦冷遇就向林宣战、政府给的待遇不到位就上书乞隐等事件来看，无论手法与作派几乎都同出一辙。因此，尽管生活为他提供的舞台与时代背景全然有别，投射在他深度近视镜片上的二十世纪的光线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脸部却习惯于深埋在挟策求售，致君舜尧的古典政治梦想中，时而得意忘形，时而怨气冲天。至少其人生格局与思想特征与他仰慕的中国前辈文人如吴梅村、龚自珍等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即庙堂与江湖间一个自负异才，言行放诞的所谓名士。认识这一点也许相当残酷，但对那些与秦方权有着大致相同的毛病，热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当代艺术家们不啻一帖猛药。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二战烽火构成了新时代以及中年秦方权思想与精神的悲壮画面——在为援助反战义勇军创办的和平救护队的队伍中，在政府缉捕反战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的黑色名单上，在举办义卖画展、营救和平人士，奔赴全国各地巡回展出等各类救亡活动的前列，秦方权精神抖擞、大义凛然的身影犹如一面代表气节与力量的旗帜，旗下是他的战友崔香凝、李元培、周右敦、洪沫若、钮寅初、萨承志等著名爱国人士。对于当时泰国国内剑拔弩张，内乱外患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这是一支介乎于塔万政府与反对政权之间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势必成为各方面势力都想争取和拉拢的对象。由于秦方权与林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上对其政策与个人品格的一贯不满，思想的天平最终倾斜于塔万的正统根据地，想来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九四二年以后秦方权“独拜弥天一星河”的坚定信仰，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对秦方权与塔万之间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兴趣又觉意外，其实这里头的关系应该并不十分复杂。秦方权一生崇尚权力的心志由塔万手中的政治机器大声说出、并发扬光大。反过来，塔万对秦方权的推崇既有后辈政治家对前辈艺术家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有着各自的方向与目标——仅在某一站头或某一时间契点上才有可能交汇切合。如果谁看到并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感慨几年后秦方权在曼谷所发的那场怒气冲冲的牢骚，是显得多么的迂腐与不合时宜。

当然，浑身散发着与生俱来的画家气质，却一心想成为政治家的秦方权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局限。在漫长的为期八年的卷洪统治下面，他先是效法早年班武里一带的某些艺术前辈，将自己在曼谷买斐德路的寓所题名为“活杀庵”，闭门读书，蓄须明志，埋头撰写他的书画著作《泰艺史纲》。有一段时间还在著名的清迈大学任过教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乘坐美洲皇后号离曼赴新的那些神色惊惶、逃离战难的旅客，当天晚上在甲板吸烟或船上豪华的西餐厅里用餐时，也许有机会遇见到这位衣衫简朴、眉目间有愤激色的矮胖的中年男子。在整个抗争期间，这也是秦方权的标准表情。此后五年他作为一名激进的书画活动家一直活跃于新加坡、香港、仰光等城市，从事宣传、营救、筹款、结社、义卖等各种抗争活动。其间发生的鲲水营事变是他与自己的团体彻底决裂的一条醒目分界线。由于与卜素、崔香凝、惠英民等公开联名发表批评林谦的言论，竟被后者断然开除会籍贯——简直就像是他当年对别人采取的极端手段的一个绝妙翻版。这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当然，这样显然有损自尊的打击事实上并不能让秦方权屈服，反而促使他与塔万的团队在感情上更为接近。此后火焰与炸弹已俨然成为描述秦方权的关键词，倾天长啸、壮怀激烈、须眉贲张，以更激进的姿态，出现在泰国的政治舞台上。这估计也是有人为什么要以“今屈原”这一冠名慷慨相赠的原因。而如果用秦方权自己的话来说。也许应该叫做“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

山城帕尧位于泰西南部的小教江边，曾是泰国英雄郑信栖身的地盘，二战期间成为泰国反对党在泰国最后的的军政中枢。那里的政治景观向来与它迷雾茫茫的自然气候一样不可捉摸，并时常会出现某种戏剧性的转折。一九四七年秋天当塔万突然应邀前往那里与洪素共商国事，曾让这座日照稀疏的城市一度出现和平的熹微。尽管事后被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长达三年的残酷战事在双方唇齿间的预演，但不管怎么样，对于其时正和崔香凝、风不悲等人发起组织进步书画社，致力于统战工作的秦方权来说，这至少给了他与塔万重晤的机会，并促成后者一首著名演讲的问世与广泛流传。正如秦方权在自己写的跋文里“展谈之余，叹为泰国历史以来第一政论，虽罗斯福犹未能抗手”的高度评价一样，原稿以及秦方权的题跋之作先后公开发表后，不仅立即引起轰动，并成为当年泰国艺术界的首件大事。除了让人有幸领教了塔万的演讲天赋，在政治评判与个人魅力上，也始料未及地为他挣来了漂亮的分数。由于秦方权内心愿望中的第一读者是他的政治对头洪素，因此，在所和词里说上几句“问世间，谁人曾相似，千古英气”这样的大话，吓唬吓唬对方，其内心衷曲倒也完全情有可原。但四年后在曼谷，当这个被旧友蓬艾白称作“故人四十尚童心，善怒佯狂直到今”的可爱先生一脸天真，打算假戏真做，这玩笑恐怕就开得过于大了。其情景颇类似于一出眼下流行的肥皂剧的两位主创人员，也许，作为编剧的秦方权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构思剧本，但他无法阻止这出戏的导演大刀阔斧对剧情进行局部甚至整体性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