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汇率都是和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汇率是货币的国际价格，生产力要得到体现，必然需要交换，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决定货币内在价值的根本衡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汇率是生产力在货币领域的体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其汇率指数（指相对指数，不是指绝对数值）就高，生产力水平不高，汇率指数肯定不会高。个中的逻辑非常简单：生产力水平高制造能力强等于商品种类丰富、技术含量高等于富有市场竞争力、市场需求大，为了换取生产力水平高国家的商品，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只能千方百计地获取高水平国家的货币以便完成交换，而一旦对高水平国家货币的需求超过平衡点，就会推动该国货币的稀缺，反映在金融市场就是汇率上扬（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需要制造2亿条裤子才能换回一家波音客机，如果以劳动时间来衡量是无法想象的）。这个关系如果反过来推导，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在生产力水平一定期限内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汇率水平与商品竞争力成反比，高汇率容易窒息以该种货币作为本币计算的单位商品的核心竞争力。

当然，汇率和生产力水平决不是等价的。前者只是后者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客观反映，有可能真实，也有可能有所扭曲但决不是生产力水平本身。总体而言是一条上下波动频繁，长期平均时间内保持稳定的曲线，不能认为高汇率指数就等价于高生产水平，甚至在某些特殊地情况下，汇率能与生产力水平截然分开。比如在战争这种极端条件下，汇率就没有用处，一旦实行价格管制，汇率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对应反射将很快失真。例如以秦时竹穿越前的世界为例子，在和平时期。美国本土是不可能生产廉价服装的，从汇率的角度来说那样远远不划算，本土2个美圆可能连条裤腿都做不出来而如果进口2美圆就可以买一条裤子了，但在战争时期，货币只有纸面上的意义，美国如果需要这种物资。不要说2美圆，让他用20美圆自己造一条裤子都行——一切为了打赢！可如果没有国际交换，叫20美圆还是2美圆有什么区别呢？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美国和新加坡都是所谓的高汇率指数国家，但在战争条件下。前者可以大量用国内生产来替代因战争而绝迹的进口产品，而后者却没足够的原材料、能源与人员来实现这一点，只能发傻！这样得出地结论就是，在战争条件下，美国是生产力发达国家，新加坡是生产力落后国家，甚至要比大多数国家都要落后。决定战争成败的，是工业化基础。是制造能力但不是汇率水平和金融发达程度。

极端的条件毕竟是少数，因为即便在战争条件下交战国仍然可能存在进出口业务，要想完全封堵、断绝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汇率就发挥出对于生产能力的调控作用——高汇率指数国家制造能力、生产能力竞争性开始下降，低汇率指数国家相应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商品竞争力开始上升。秦时竹地脑子里记得很清楚——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中。广场协议后的日圆汇率大幅提高。原本日本老百姓用于购买1辆进口车的日圆过了没多久就可以变成2辆，日本的资本能力、金融权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很快问题就来了。因为日圆计价水平地提高，日货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虽然能够通过强化本国市场予以巩固提升，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却一落千丈，一大批专职从事外贸的企业倒闭或者转型，大型的工业企业纷纷将自身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中国等落后国家进行再发展，本土的工业制造业大幅萎缩，金融业和有价证券市场畸形发展——虽然日本掌握了金融优势，也没有丧失科技优势，但制造能力却在下降，并进而造成后来长达10余年的衰退。

从这个例子反过来理解，中国固然能够依靠投机资本的力量和山东战场的利好消息大幅打压日圆汇率水平，但强制降低日圆汇率只能是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度增强日本工业品地竞争力和制造能力。原本出口1亿条裤子的能力因为汇率变化可能成了2亿条，或许在外国货币计算上仍然是一致的，但生产能力却结结实实地增长了1倍。如果将这层顾虑告诉内阁，内阁绝大多数成员都不可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将日圆汇率降低到一个较低水平带来的利益极大——日圆大幅贬值，中国以日圆为单位计算的贷款便能大幅下降，等于中国可以获取巨额地汇兑溢益；日本本国因为货币贬值，就需要在偿付外债地时候付出更多，等于大幅降低日本的财政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国企业可以凭藉较高地汇率水平购买自己不能制造的日货，等于可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如何计算中日两国地彼此收益呢？他们选择的必然是货币，或者干脆就是黄金——这是重商主义的理念，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只是很可惜，这却会蒙蔽太多人的眼睛。

在秦时竹等穿越派看来，这样做的最危险之处就是不恰当地提升日本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化制造能力，如果对方铤而走险，那什么负债和资本融资都不是什么制约——打赢了，债务自然一笔勾销；打输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笔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但伊拉克因为在两伊战争中欠了科威特大笔外债却是诱因，萨达姆侯赛因的算盘打得不错——只要吞下了科威特。那什么样地债务都可以一笔勾销。这个目的几乎就要达成了，却因为国际环境的制约而无法实现。只是现在这个时代，弱肉强食却是天经地义。日本这个国家的危险性在于，它的工业实力、制造业水平每增长一分，它对外侵略扩张的危险程度就增加一分。采取恢复日本汇率指数的方针，可以有效地恢复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能有效的刺激国内工业地发展，当然如果过分抬升日圆指数，对中国也有一定的损害。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净债务国，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来应对债务压力也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实力来进行翻脸不认人，关键还在于力度的把握。

中国有远比日本丰富地资源、有更广阔的市场、有成本更为低廉的劳动力，这是天然的竞争优势，不需要通过扭曲汇率杠杆就能实现，何苦要冒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风险来加以变更呢？况且。日圆汇率地短期受挫并非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只不过是暂时的政治产物，一旦事态平息，迟早会恢复原位，这是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体现。强行压制需要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奏效。

电波频频往返于东京和北京之间，双方都是聪明人，不需要彼此花费太多的口舌予以解释说明。在日本看来，中国提了个好建议，虽然不能挽回对华战争的损失，但起码能够体面地下台，避免更多、更大的损失且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中国人的要价也很聪明，以远期的战争赔款作为即期地战争补偿。隐约有扳回一局地用意，但在交涉层面上却是异常谦虚——这场战争并不是中国所想要的，是日本内部一部分不愿意看到中日友好、不愿意中日相互提携地人的所作所为，中国只是为了保卫自己地领土主权而“不得不”予以反应，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