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竹告诉他：“表面上大元帅之争只是地区之间的争论，但实际上，是同盟会与非同盟会的争论。同盟会认为武汉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而且黎元洪本人不能到任，就没有理由和借口反对黄兴为大元帅；而非同盟会则认为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同盟会包办的选举，而且黄兴又是汉阳的败将，不配做全国革命省区的最高领导者。”

“按照我们后来的历史观点，坚持同盟会的领导权，使临时政府的主导权不落于旧官僚、立宪派手中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事吧？”

“不见得，我们教育体系内用的那些教科书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说教，很多话当不得真。”秦时竹给他举例子，“比如说，说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通常会说那些旧官僚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的都督，甚至拿程德全做例子，胡说什么用竹竿挑去屋檐上的几块瓦片就算是完成革命了，实际上呢？我想你也清楚，程德全其实是个很开明的人，挑去瓦片只不过宣示他除旧布新的决心，而不是所谓的摇身一变。”

“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才能明白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葛洪义有些迷惑，“从革命道义上讲，我们应该支持黄兴，他是同盟会也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从我们现实的政治立场考虑，我们又不是同盟会阵营的，应该支持黎元洪才对，可是老黎对我们却是指手划脚的，令人讨厌，还不如黄兴他们客气。”

“你说的很对，但没有看见最根本的实质，黎元洪对我们下命令，是要争取我们。黄兴对我们客客气气也是要争取我们，只是手段不同而已。”秦时竹意味深长地说，“搞革命，不是越激烈越好，不是越彻底越好。到了一定阶段，该妥协的妥协，该停步的停步，革命只是手段。不是目地。”

“枉我受党教育多年，现在我甚至觉得张謇、程德全他们这批旧官僚反而比陈其美这些革命家要来得可爱，我更愿意与他们打交道，当然，黎元洪不在此列。”葛洪义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说这个话。

“这件事上，陈其美包括宋教仁等宗派观念很强，做法又欠妥当，以致于赞同的人少。非议的人多。所以，看人不能光看表面，也不能光看口号。张謇他们是旧官僚不错，但远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么恶劣。陈其美等人是革命者不错，也不是一好百好，至少争权夺利的事他没少干。”秦时竹告诫葛洪义，“不要用意识形态地有色眼镜来看待问题。不要因为我们受党的教育，就天然地倾向与同盟会，时代不同了，我们自己还有党。黎元洪对我们确实不敬，但那是他心虚的表现，我们要给他一点教训，但给完以后要支持他、架空他；黄兴那边也要应付。但不用很热情。千万不要把人民党混同于同盟会。”

“这个我明白，要采取现实主义。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支持谁。”

“错了，谁对中华民族有利就支持谁，这才是爱国的现实主义。”秦时竹无奈地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联会各派力量将袁世凯推翻，自己建立共和国。但建立共和国后是不是一了百了呢？我看不见得，就是让孙中山做了总统，我们还是会打内战，而且是打着革命地旗号打，这将会更加惨烈、更加伤元气。”

“这倒是，同盟会内部派别林立、四分五裂，眼下有一个推翻清朝的共同目的，暂时还能团结起来，真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恐怕自己就要争夺起来，还是让老袁给他们一个教训好。”葛洪义挠了挠脑袋，“说来说去，还是要有一个团结的党，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都说**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我想，这恐怕说的是**地抗战路线和战略是中流砥柱，而不是说**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消灭敌人的中流砥柱吧。”

“这样想问题就对了。”秦时竹高兴地说，“一个党的伟大和力量，不在于他有多少党员，而在于他地党义、他的路线是不是代表了光明，是不是能带给国家以希望和新生，只要方向对头，必然是会发展起来的，所以，我特别反对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那种到处拉人入党地作风，从现在来看，无论是在政权组织还是在对外关系考察上，同盟会的认识都是很肤浅的。”

“政权组织我明白，外交上倒愿闻其详。”

“大部分同盟会会员，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都认为：日本名流如犬养毅、头山满等人都曾支持过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这显然是出自日本政府的暗中授意，因此，日本是站在同情中国革命方面的；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中国由君主**转变为民主共和，这必然是美国所乐意见到的。日美两国应该同情中国革命至少不反对，这是革命军地有利国际条件，但英国地态度是很可疑的。”

“目前看来，这个判断不符合现实。”

“岂止不符合实际，简直就是大错特错。”秦时竹继续说下去，“不错，日本政府确实通过在野人士保持与同盟会地间接联系，但这只是他们外交手段的两面手腕，他们把赌注分别押在不同的地方——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就可以做到面面不落空。他的险恶用心在于促成中国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促使中国内部分裂，从而为他出兵中国找到借“这么看来，我们也成了装载日本鸡蛋的一个篮子喽？”

“鸡蛋盛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最后是谁拿走了鸡蛋。”秦时竹笑着说，“日本有他的如意算盘：在革命军和清政府之间，他更乐于支持清政府，因为如果中国依然是这个腐朽政权统治的话，那就没有翻身的机会。这对日本是绝对有利的；而中国换成一个民主共和地制度，就有可能走向独立、自由与富强的道路，由于日本的先天不足，这是他们的可怕恶梦，因此不能不对中国革命怀有戒

“但形势比人强。革命发展已超过了日本原先的预计，他们现在只能选择把鸡蛋放在袁世凯、我们或者是同盟会这几个篮子里，清廷地那个篮子已太腐朽了，腐朽到鸡蛋一放进去。就有可能打碎。”

“这种妄想不碰南墙是不会回头的。”秦时竹摇摇头，“前个月，就是吴禄贞他们起义前，驻华公使伊集院就表示至少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而华北则由现朝廷统治，后来我们革命成功后，日本方面又主张在满洲朝廷的名义下，实行实际依赖汉人之政治。东北方面交由秦时竹等单独组建政府，从支那本土脱离；日本政府又借口保护各国在华侨民及其在华利益，诱使各国委托他就近出兵中国。”

“还真是费尽心机，不过。我敢肯定，日本的外交政策从来都是顾忌美国地，只要美国不点头，他就干不了。”

“没错。美国政府虽然热心于维持清政府政权，但是坚决反对日本单独出兵中国及其独占中国的野心，他们的逻辑是，我现在得不到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机会，重要的是现在不能让日本独吞了去。”

“这么说来同盟会对美国的心理估计又错了？”

“是的，美国朝野曾经拿看待太平天国的眼光来看待革命。并且想向清政府投入一笔更大地资本来榨取更多的东西。但看见革命军在短期内发展迅速，美国政府不能不冷静思考。在他们眼中，中国如果成为了共和国家也可能一步步发展起来，因为中国和美国一般大，人口是美国的好几倍，真要发展起来肯定是难缠的对手。”秦时竹接着说，“所以，我派禹子谟在美国报纸上大张旗鼓地鼓励留学生回国，一方面确实是为了吸引人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消美国政府地这种顾虑。美国政府和日本不同，他一般不会采取**裸的讹诈和军事手段，美国人擅长的是通过外交、经济、政治、文化手段攫取利益，所以美国人比日本人高明的多，他拿了中国不少东西，还让中国感激涕零地，不象日本，活脱脱是个强盗，连袁世凯这样的人都满腔怨气。别的不说，就拿庚子赔款来说，美国退了赔款，但用这笔钱建立了清华学校，成为留美预备学堂，培养了大量亲美的学生，这批人才一掌权，美国就能在中国问题上获得话语权；日本就傻了，死逼着中国要银子，让人极端厌恶，就是留日的学生，对日本也没有多少好感。”

“但留日的学生存在着怕日本的问题。”

“怕字好解决，只要咱们底气上来了，这个怕字就慢慢会消退，但亲和爱就不同了，你很难让他改变，除非他遇到了不快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