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府通过里甲、关津、禁山等措施防止农民的流徒，有时甚至展开残酷的镇压。然而在流民的队伍里，藏有武器，有秘密结社的组织，也有自己的领导人，于是流亡的斗争形式便发展为武装的起义。

当年朱元璋因吃不饱去当了和尚，还是无法生存，就投了义军，终成一代帝王。具有讽刺的是，他所期望的理想社会没有到来，不过几代人的时间，他的后代也给百姓带来了同样的流亡生活。流民，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他们没有成为资本主义萌芽下的自由民，而是成为起义军源源不断的兵源。土地兼并严重的湖广、福建、江西，税赋较重的浙江、四川、山东都先后发生了小规模的起义。

明中叶的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使得明朝政府在嘉靖初年不得不在政治上作一些适当的改革，实行了减轻租银、整顿赋役以及抑制宦官、裁撤锦衣卫校尉等等措施。

但是由于贪污的盛行和庞大的军费支出，造成明朝财政的困难，政府“每年所入二百万之额，不能充所出之半”。嘉靖三十年，明朝政府于南直隶、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叫作“加派”。嘉靖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银四十万，叫作“提编”。以后又出现了箕敛、派括、算税契、折民壮等等加派的名目。豪绅地主有特权免赋免役，贫苦农民的生活更加痛苦，流民更多，起义更繁。明朝到此时，已是风中柳絮，飘摇不定。

在明朝面临即将危亡的时刻，历史给朱家王朝一个机遇，把一个叫张居正的人推上了政治舞台。作为一代名相，张居正爱美女、尚奢华，看上去，全没有明代名士的气节。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文字中，也看不出文章大家的风味，倒是有实干家的意味。张居正一生功勋，首推改变赋税制度的“一条鞭法”，使得明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为改善，并给后人留下宝贵的遗产。现在朱宏三在江南推行的新法，也不过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加强版而已。

一条鞭法，说白了就是把各乡各里应交纳的徭役和粮食，汇总到州县，各州县汇总到府，这样层层上交汇总，而且每石粮折合银多少，每个徭役，折合银多少，直接上交白银。把原来繁杂的名目统一到一个条目下，所以叫一条鞭。

张居正的改革很大程度缓解了明朝中后期的财政危急，但是中国官场有一个弊端，就是人亡政息。等张居正死后，他所倡导的改革被他的好弟子万历皇帝尽废，张居正也被抄家掘坟，儿子还被逼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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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末期为了筹集抵御后金入侵和镇压农民起义军费，朝廷对田赋加派了赋银。主要分为辽饷、剿饷、练饷，统称“三饷”。辽饷，是为筹措辽东驻军饷项对田赋的加派。万历四十六年开征。开初每亩加派三厘五毫，以后不断加征，达每亩十厘以上。剿饷是筹措镇压农民起义所用军饷对田赋的加派。崇祯十年开征。照旧粮额加征六合，每石折征钱八钱，又另征银一分四厘九丝，以一年为期，但以后并末取消。练饷是筹措镇压农民起义练兵军饷对田赋的加派。崇帧十二年开征，每亩征银一分。

这个时候明朝的国家财政和信用已经彻底破产，三大饷的征收只不过是饮鸩止渴，明朝灭亡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地方在为国家征收正赋的时候往往搭车收费，这也是没办法，地方官吏也是人，为了维护地方政府的运作，也需要钱财。所以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陋规，什么火耗、摊派、捐输、常例等等名头，这些都可以归于地税。在明朝后期，各地方征收的地税甚至要数倍与朝廷的正赋。

朱宏三在广州称帝后，对明代这种赋税制度很了解，朱宏三一开始准备借着满清和流寇的屠刀将江南士大夫杀个精光，然后自己扮演救世主的形象去解放他们，就像北方各省一样。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宏三忘了自己手下这帮家伙也是士大夫，随着朱宏三势力越来越大，自然要接受南下逃往的江南士人，这些人为了各自目的的不同都在撺掇朱宏三早些北伐。而当时李成栋和金声桓反正，全国反清形势一片大好，所以朱宏三脑袋一热，放弃当年定下在广州闷声发财的战略，转而四处出击抢地盘。

而军事上的代差让朱宏三的北伐十分顺利，那些江南的地主还没被满清杀光就被朱宏三解放。这下朱宏三可就为难了，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要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而土地兼并的罪魁祸首，那些江南大地主们偏偏在反清中站对了队，朱宏三还没办法借助满清屠刀弄死他们，所以朱宏三为了解决财政危急只好祭出新政这一招。

新政的推行让中央的财政危机极大缓解，也减缓了江南各地的土地兼并。手中有钱的朱宏三开始恢复北方经济，第一步就是减少各地的财政分成，将山东、河北等破坏不严重的省份分成降为三成，而河南、陕西这些重灾区直接减免赋税，同时还给予大量拨款。

当然这些钱要被地方官员贪污一部分，但是还是有一部分被用在实处，所以各地开始缓慢恢复，北方各省治安也大为好转。